
1939年,抗战处于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几乎所有的国际通道都被日军封锁,只有僻处大西南的滇缅公路仍然畅通。几乎所有的援华物资和军火都依赖这条“抗战生命线”输送。然而,面对繁重的运输任务,中国却严重缺乏司机和汽修人员。
此时,3000多名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毅然抛却南洋舒适的生活环境,辞别亲人,踏上回国抗战之路。他们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弥补了滇缅交通大动脉上司机和汽修人员的紧缺,被称为“南侨机工”。
1938年9月5日,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发表“遮断航行”宣言,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而在此宣言之前,中国沿海港口已损失大半:1938年1月起,青岛、崇明岛、厦门、连云港相继失守。武汉会战期间,为切断中国的香港—广州—武汉补给线,日军将矛头对准了广州。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4个月后,海口失守。至此,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部落入日军控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武器运输补给线完全中断。
东南沿海补给线被切断,对中国战局极为不利。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若想坚持抗战,除依靠中国军人英勇作战外,及时补充物资和武器至关重要。
广州沦陷前,经粤汉铁路运送的部队达200万人,军用品54万多吨。日军占领广州后,这条交通线完全断绝,开辟陆路国际运输通道是唯一出路。
国民党政府的陆上运输通道主要有3条:西北方向,经兰州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进入苏联;西南方向,经广西南宁到越南,或经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再到缅甸仰光。
西北线因路途遥远,作用有限。英美等国主要依靠西南运输线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为此,国民党当局成立了西南运输处。
摆在西南运输处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车辆和司机。据统计,1936年中国货车数量最多的广州仅有800多辆,其他省份更少。1938年底,滞留在中缅边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货物已逾6000吨。为解决缺乏司机和汽修人员的问题,西南运输处找到了陈嘉庚。
陈嘉庚是福建同安集美人,1890年下南洋闯世界。到1925年,他已成为华侨中当之无愧的“橡胶大王”,业务辐射五大洲。陈嘉庚收到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的求助电报后,立即行动。
1938年10月10日,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的168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
南侨总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招募南洋各地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参加抢运作战物资。
1939年2月,南洋各大报刊登了南侨总会招募华侨机工的《通告》。《通告》条件严格:第一,要求机工熟悉驾驶技术,并持有当地政府颁发的驾驶执照。第二,招募机工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通晓中国语言文字,无不良嗜好。第三,凡应征者,必须有当地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有爱国志愿方可”。
《通告》发出后,在南洋华侨中掀起了一股回国抗日、报效祖国的热潮。
1939年8月,泰国华侨蔡汉良看到招募《通告》,觉得自己既会驾驶又会修车,且满怀报国热情,符合所有条件。为防家人反对,他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报名。途中遇见叔父好友王联辉。为挽留他,王联辉甚至许诺将女儿许配给他,并赠予名下16辆车让他开客运公司。但这一切都无法动摇蔡汉良的决心。他谢绝好意,毅然踏上回国之路。
新婚不久的刘瑞齐报名后,与同伴们剃了光头。妻子敏感地问:“莫非你也想回国?”为次日顺利启程,刘瑞齐谎称剃头只为方便敷药。当夜,他留下书信悄悄上路。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妻子不久便忧郁成疾,撒手人寰。
在“南侨机工”中,像蔡汉良、刘瑞齐这样瞒着家人不辞而别的人比比皆是。最令人动容的是,还有4名女性女扮男装加入机工队伍。其中女教师白雪娇在辞别父母的信中写道:“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1939年2月18日下午,第一批“南侨机工”服务团80人从新加坡乘船出发回国。临行时,新加坡码头人山人海,街道横幅招展。送行者将帽子掷向空中,场面热烈。由于人太多,码头木桥被挤塌。
据统计,1939年2月至10月间,共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分批回到祖国,奔赴抗战前线。
当时,“南侨机工”中流行一句口号“华侨统统有”,意为抵御日寇,华侨团结一心。后来一说起这句口号,彼此便知是“南侨机工”。
回国后,经过约两个月的训练,“南侨机工”投入运输,面对的是无比艰险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经畹町,直通缅甸腊戍。
七七事变前,有人曾预言,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日军必断我东南港口,届时联通外部、输送物资的唯一出口将是滇缅一线,应尽快修建滇缅公路。
1937年11月,战火延至华东,国民党政府急令云南省政府修筑滇缅公路。公路穿越横断山脉、怒山、高黎贡山三座大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三条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弯,修建难度空前。
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年代,云南彝、白、傣、苗、汉等民族的20余万民工,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短短9个月内建成滇缅公路。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报道,称:“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
滇缅公路虽通车,但路况极差,多为碎石路面,塌方频繁。时任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在《血路》一书中写道:“惠通桥两岸崇山峻岭,盘旋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狭窄难行,道路弯多陡峭,雨季时路滑难行,随时有翻车的危险。路基松软,有些路段狭窄,特别是雨季道路难行,‘一雨便成冬’。”
后来,“南侨机工”被编入西南运输处下属多个大队,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日夜兼程地行驶在这条险路上。车队从缅甸腊戍出发开往昆明,全程通常需7—10天。司机们白天开车,晚上常在驾驶室睡觉。因多驾驶道奇汽车,机工们幽默地称之为“道奇旅馆”。
在滇缅公路上行驶困难重重。“南侨机工”李荣竹回忆,滇缅公路崇山峻岭,迂回重叠。车队盘旋上山,一边悬崖峭壁,一边深谷大川。坡陡弯急,惊心动魄,车毁人亡惨剧随时发生。为避免翻车,机工们想尽办法。在上下陡坡遇急转弯窄路时,便在转弯处铺一块木板,前轮过后,后轮正好轧过,避免悬空翻入山谷。
即便如此,翻车事故仍层出不穷。据相关数据,仅1939年4月至11月间,因车辆故障、山路崎岖、雨天路滑发生的翻车事故就达20余起。“南侨机工”殉职表上,“覆车”是常见原因。
5f1f7fe751908d11a9840bc44815c837d8ea6cd7baf5f14fd70110b03fc33003在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不仅要面对车祸,还要面对无形杀手——疟疾。云南山区俗语:“要过瘴疟坝,先把老婆嫁。”当时缺医少药,患疟疾九死一生。据统计,仅1940年在腊戍医院就医的“南侨机工”就达百人以上。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成立“滇缅公路切断委员会”。从1940年10月起,在不到6个月里,日军出动飞机数百架次,对滇缅公路狂轰滥炸,“南侨机工”身处战火最前沿。
白天遇敌机轰炸,机工们利用地形隐藏货车,夜里关灯摸黑行驶。1941年1月,日军炸断滇缅公路要冲——功果桥。东京电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
当时,运载物资返回下关的机工王亚六目睹了惨状:功果桥铁索和吊板被炸断,两岸数百辆车寸步难行。为尽快抢通,机工们出谋划策,利用浮力原理,将数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相连,铺上木板。奋战10小时后,一座300米长的临时浮桥建成。功果桥被炸断仅10小时,两岸车辆便通过浮桥安然驶过。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3000多名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最终有超过1000人牺牲在这条无比艰险的滇缅公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