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西夏陵坐落于贺兰山东麓洪积扇上，陵区南北长、东西窄，沿贺兰山的走势呈西南至东北方向延展，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等遗迹，占地面积约40平方千米。西夏陵是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考古遗址，实证了11—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寻找党项人

说到西夏陵，就不得不提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以及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自称“邦泥定国”或“大白高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邻接宋朝西北地区，故中原人习惯称大夏为“西夏”。

西夏国力鼎盛时期，疆域囊括了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河西走廊地区，统治着300多万经济生活多样、种族构成各异的人口。除了主体民族党项人，西夏的臣民还有汉、吐蕃、回鹘以及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虽然地处我国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但是西夏的国力不容小觑，其曾与两宋、辽金对峙了近190年，历经10帝。在1227年被蒙古铁骑踏破国门之前，西夏一直都是东亚地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与历史上的很多民族和部落一样，党项人随着西夏的覆灭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也有研究说，从蒙古人手中逃脱的部分党项人又建立了新的政权——当然要比西夏小得多。明代，他们还以“土司”的身份为朝廷服务，姑且可以认为这就是党项人的归宿。那么，党项人来自哪里呢？

在最早的文献记载中，党项人被称为“党项羌”，是西汉西羌的后裔，原本居住在今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地区，与吐蕃的先民混居在一起，自称为“缅药”或“弥药”。4—7世纪，党项人居住的青海湖地区处于吐谷浑鲜卑政权的统治之下。在这一时期，党项人臣服于更强大的鲜卑慕容部人，文献也将他们记载为吐谷浑属。后来，随着吐谷浑式微以及隋朝的建立，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附于隋王朝。

唐初，西北地区的吐蕃逐渐壮大，挤占了党项人的生活空间。无奈之下，党项人向唐王朝请求内迁，被安置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和夏州（今陕西靖边县）。这一时期，党项社会还是由“互不相统”的部族或“姓”组成的松散联合体，正如文献记载的那样——“每姓别自为部落”。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凝聚在一起。这样松散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党项社会的发展。

在诸多党项部族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党项拓跋部。熟悉历史的读者知道，拓跋氏是高贵的鲜卑姓氏，是北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党项拓跋部是吐蕃化的鲜卑上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统治着大量羌人。后来，正是这个党项拓跋部建立了西夏政权。《金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拓）跋氏。按《唐书》党项八部有托（拓）跋部，自党项入居银（今陕西米脂县、佳县一带）、夏之间者号平夏部。”西夏的建国者李元昊也自称为北魏统治者的后代。这些都是后话，实际上唐末之前，党项人并未有什么大作为。

建立西夏国

9世纪末，在经历“安史之乱”等变故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唐王朝变得风雨飘摇，这让蛰伏许久、熬走强大的吐蕃和吐谷浑的党项人看到了希望。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党项首领拓跋思恭集结军队，帮助唐王朝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因此，拓跋思恭被任命为夏、绥（今陕西绥德县）、银节度使，并获赐“李”姓；其兄弟相继为节度使，居夏州，也被称为夏州党项。

五代时期，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台。夏州党项一直周旋于各股政治势力之间，与北汉、北周等政权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后周还授予当时的夏州党项首领李殷彝“陇西郡王”的封号。八面玲珑的党项人，时而俯首称臣，时而倚险自重，时而大肆扩张，时而阴结叛臣，为自己赢得了一席生存空间。

宋朝建立后，夏州党项又开始向宋王朝进贡。李殷彝去世时，宋王朝授予他“夏王”的谥号。短暂的蜜月期后，夏州党项和宋朝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982年，党项首领李继迁率部抗宋。997年，宋王朝封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恢复了夏州党项拓跋政权。其间，李继迁还与契丹王朝建立了联姻关系，并于990年被辽帝封为“夏国王”。在左右逢源中，李继迁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不断加强军事实力。1002年，李继迁率部占领了被称为“西陲巨屏”的宋朝重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1003年，李继迁觉得时机成熟，便建都西平府（今宁夏灵武市西南）。1020年，李继迁之子李德明迁都兴州（今宁夏银川市），休兵息民，并加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将势力伸入河西一带，拓疆数千里，为西夏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32年，李元昊继承王位，去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蚩名”姓氏，还接受了“兀卒”（在党项语中意为“党项皇帝或可汗”，在汉语中意为“青天子”）的称号，并开始使用党项纪年。1034年，李元昊建年号开运，下秃发令，仿照汉字主持创制西夏文。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建国，与宋、辽三足鼎立，在银、夏大地上缔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

选址建帝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一样，西夏建国后也开始着手营建帝陵。由于文献的缺失，我们无法知晓西夏陵选址的具体标准，但是《西夏书事》中记载，西夏王朝奠基人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和父亲李德明死后，都葬于“贺兰山”。建国称帝后，李元昊追封祖父为太祖，陵号为“裕陵”；追封父亲为太宗，陵号为“嘉陵”。由此可见，李元昊选址贺兰山营建帝陵可能是为了追随先祖。

从今天西夏陵的位置来看，李元昊当时的决定也符合古代王朝为帝陵选址的一般标准——就近和择高。所谓就近，就是距离都城近。祭祖是封建王朝重要的国家仪式，帝王往往亲自参加，如果帝陵过于偏远，则十分不便利。西夏都城故址位于今宁夏银川兴庆区老城，距离西夏陵约35千米，可以说是非常近了。至于择高，则是为了体现皇家威严。西夏陵虽在贺兰山下，但是平均海拔比银川市区高出一大截，既能避开水患，又能将党项人心目中的“神山”“圣山”和祖先联系在一起，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君权神授”的思想。

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这与《宋史·夏国传》中记载的“九陵”相吻合，即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景宗李元昊的泰陵、毅宗李谅祚的安陵、惠宗李秉常的献陵、崇宗李乾顺的显陵、仁宗李仁孝的寿陵、桓宗李纯佑的庄陵和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不过，史籍中仅保留了陵名，并没有记载陵墓的具体方位、规模大小等内容。而陵墓也早已被当年的蒙古军队报复性破坏，陵墓前的石碑、石像生等被打碎，陵上建筑被付之一炬，就连陵墓内部也难逃劫难。以西夏陵规模最大、残存最为完整的3号陵来说，墓室上方竟然被掘出一个直径23米的巨大盗洞。

这不是说因为西夏陵年代久远，我们才无从得知其具体情况；实际上，古人也不清楚。相传，明初朱元璋第16子庆王朱瞻受封宁夏，看到贺兰山下有一个个巨大的夯土堆，当地人告诉他这是“西山昊王”之墓，当年昊王死后，怕被盗墓贼盯上，整整出殡一年，建了360座假墓。对历史有所了解的朱从“昊”字察觉出异样，后来在《宁夏新志》中留下“李王墓……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不过更关键的则是后面一句——“人有掘之者，无一物”，可见蒙古人当年对陵墓的破坏有多么严重。

探访西夏陵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的手铲让被历史淹没了700余年的西夏陵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遭受过巨大的人为破坏，但西夏陵的布局还是保存得非常完整。以3号陵为例，该陵茎域面积约16万平方米，坐北朝南，最外围有4座角台代表着兆域。所谓兆域，即墓地四周的疆界。兆域之设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冢人》中记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汉唐时期，皇陵虽然面积广袤，却没有明确的兆域；而像西夏陵这样建4个角台作为兆域，在中国皇陵建造史上独树一帜。3号陵角台南面东西距离大，北面东西距离小，连起来看，整个兆域并非四方四正，而是呈现为梯形。如今，3号陵的角台仅西北角保存较好，直径和高度都在6米左右，考古发掘出土了塔刹和迦陵频伽等建筑构件，推测此处应为一处华丽的亭式建筑。

沿着3号陵的神道从南向北走，可以看到神道左右两侧对称分布着两个阙台、两座碑亭，以及北侧陵园的主体建筑——月城和陵城（内城）。

阙台 阙台是陵园的入口，根据3号陵阙台残存的圆形夯土台基推断，这里原本应该是一座高大壮观的重檐圆形楼阁建筑，和缩小版的北京天坛祈年殿有点相似。

碑亭 阙台往前为碑亭，从残存的夯土遗迹可以看出碑亭建筑的造型较为多样。从已发掘的3号陵看，其东侧碑亭为圆形建筑，西侧碑亭为方形建筑，这种不对称的手法体现了工匠们的匠心独运，这也是西夏陵的建筑特色之一。

西夏陵各个帝陵的碑亭都出土有大量碑刻残片。石碑是墓主人身份的重要见证，可惜蒙古人大肆破坏西夏陵时，将陵上的石碑砸得过于破碎，很难进行释读。好在考古工作者在清理7号陵东西两座碑亭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及汉文残碑，从中成功拼合出一块西夏文碑额，并考释出碑额上的16个西夏文篆书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由此确定了7号陵的墓主人为仁宗李仁孝。而规模最大的3号陵，考古专家认为其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泰陵。其余的帝陵，考古专家推测4号陵和6号陵是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和太宗李德明的嘉陵；1号陵与2号陵年代接近，形式规模几乎一致，说明墓主人辈分应该相同，所以推测其为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桓宗李纯佑的庄陵；5号陵出土的残碑中提及宋夏战事，又谈到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还算稳定，种种事件都和惠宗有所联系，因此推测其为惠宗李秉常的献陵；8号陵与9号陵，考古专家则认为其是毅宗李谅祚的安陵和崇宗李乾顺的显陵。

此外，在碑亭中还发现了许多力士碑座。不同于中原地区神兽驮碑的传统，西夏陵的碑座为力士形象，碑座略成方形，边长60厘米左右，正面刻一人像，顶部平整。人像袒胸露乳，屈膝跪坐，面部浑圆，粗眉上翘，鼻头粗短，双目如铃。最令人惊奇的是，石像头部的大小十分夸张，几乎占到人像的一小半；双乳肥硕，垂于胸前；后肢屈跪，前肢多撑于双膝，仅有一例为双手上举。仔细观察，发现其手腕和足胫还佩有环饰。有学者认为，手腕和足胫佩戴装饰是少数民族的特殊习俗。虽然力士驮碑不常见，但是力士托举的形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的棺床就是由力士托举的，山西应县木塔一层的佛座也是由力士托举，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塔刹转角处也有力士托举的形象。至于西夏陵为什么采用力士驮碑形象，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

月城 碑亭往北便是月城。设置月城，这是我国历朝历代帝陵的独一份，也是西夏陵的建筑特色之一。月城是陵城之前的小城，二者呈倒凸字形。月城墙垣为夯土版筑而成，3号陵月城现存基宽约2.5米，非常厚实。月城内部存有石像生基址残迹，可惜的是石像生都被破坏了。在如此狭促的空间摆放石像生，和唐陵、宋陵的风格截然不同。唐陵、宋陵的石像生位于神道两侧，彼此之间的距离相距较远；而西夏陵月城石像生之间的距离很近，使整个陵园看上去更为紧凑。这也和李元昊务实的性格有关，史籍中记载他认为唐宋礼乐过于繁，于是下令进行简化。或许在营造帝陵时，他也觉得中原模式过于铺张，便有意进行了精简。

陵城 陵城是陵园建筑的主体。历经近千年的风雨洗礼，3号陵陵城的夯土神墙依旧矗立，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同于一般建筑的围墙四面平直，西夏陵的神墙在转角处有相连的2个或3个圆墩。考古工作者在圆墩周围发现了莲花座、宝瓶、相轮、塔刹等建筑构件，推测每个圆墩上都有亭式塔。陵城四门的门阙bwqpzzfo6JQSASo8O3sVNv6BmGkMglXAEYyM/Ol2MQc=每侧各有3个相连的夯土圆墩，两阙之间是方形门址。阙既是礼制建筑，也是装饰性建筑，3个圆墩或许是模仿中原地区帝陵或宫殿的“三出阙”。

陵城内部为献殿和陵塔。献殿用于帝陵的日常祭祀活动，建在离陵园大门不远的位置，根据现存的遗迹分析，应该为一座穿堂式殿堂建筑。陵园中最吸引人的当属高大的陵塔。3号陵的陵塔夯土现为圆锥形，残高21米，自上而下有多条明显的水沟，让人感受到历史侵蚀的痕迹。陵塔表面保留的台阶上残留许多瓦片堆积物，说明应该是覆瓦出檐建筑。经过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塔基处还发现了大量的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和绿色琉璃套兽。经分析，圆锥形夯土实为八角形密檐塔的塔芯。在帝陵造塔也是西夏陵的建筑特色之一，这与西夏笃信佛教密切相关。不仅是塔，前面所说的迦陵频伽就是佛经中记载的妙音鸟，它的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使用大量迦陵频伽装饰王陵也是西夏佛教盛行的见证。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装饰有忍冬纹、莲瓣纹等佛教常用纹饰的砖瓦。正因这一座座陵塔，西夏陵也被人们称为“东方的金字塔”，此塔非彼塔，而是真正的佛塔。中原地区的帝陵一般呈对称布局，主体建筑建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西夏陵却另辟蹊径，陵上的主要建筑——献殿和陵塔都建在中轴线西侧，甚是有趣。

9座帝陵周边还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墓，加上北端的建筑遗址和其他人工留下的遗迹，共同组成了气势恢宏的西夏陵。

千古矗立谜

经过50余年的科学研究，萦绕于西夏陵之上的谜团被逐渐剥离，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的西夏和西夏陵。

西夏陵位于贺兰山东麓中段的洪积扇地带，这里时常暴发山洪，没有任何大型建筑遗存，但是西夏陵能在这里矗立近千年，且依然雄伟壮观，不失为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地利”和“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夏陵背倚的贺兰山山体坚固、构造稳定，山洪暴发时常常会携带大量的碎石冲刷至山前的平地上，经年累月形成了山前的洪积扇区域。这一区域表面是细砂石，深处是砾石和粗砂的混合物，渗水性能非常好，而且结构紧凑，是挖掘陵墓绝好的地方。这是“地利”。

为了确保帝王的万年吉壤不被山洪冲垮，西夏陵在选址时，首先避开了因山洪冲刷而形成的沟谷。通过对地形地势、微观气候的严谨考察，西夏陵的营造者将帝陵巧妙地分布在冲沟分隔而成的高地上，再在周围建造防洪工程，这样即使遇到山洪，洪水也能迅速退去，不威胁帝陵的安全。这是“人和”。

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月城、陵塔、碑亭、迦陵频伽、力士形碑座、不对称布局、神墙转角处的夯土圆墩……西夏陵无论是布局还是装饰都与众不同。但西夏陵的设计布局并非完全独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原地区帝陵的风格，杂糅草原文化、佛教文化等文化而形成。

说到借鉴，从前文所述的西夏陵选址就能窥探一二，其建在贺兰山前的洪积扇区域，该区域是中原地区推崇的枕山环水式的“风水宝地”。在布局上，西夏陵采用中原皇陵常用的“前朝后寝”布局方式，在陵墓前营建献殿等用于祭拜礼仪的建筑，并设置碑亭、阙台、神道、石像生等附属建筑。此外，与中原皇陵一样，西夏陵也设置有祔葬墓和陪葬墓。所谓祔葬墓和陪葬墓，即按照一定等级、在一定区域内埋葬于皇陵附近的文武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墓葬。

虽说西夏陵借鉴了唐陵、宋陵的墓葬形式，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唐陵“因山为陵”，将帝王威仪嵌入九峻山的孤耸回绝；宋陵“面嵩而居”，以嵩山为地标锚定天地之中。西夏陵则独辟蹊径，择贺兰山前洪积扇为址，背倚苍莽山势，面朝银川平原的千里沃野，既得山体屏障之固，又纳平川开阔之气，按自然山沟分为4组布局，似乎要将皇权脉络融入山川肌理，与唐陵、宋陵的刻意规整形成鲜明对照。唐陵的十字轴线、宋陵的对称方阵，皆遵循中原礼制的秩序美学；而西夏陵以“偏安”的姿态打破成规——陵塔、献殿、墓道等核心建筑均位于中轴线西侧，这种不对称性中藏着党项人“避中为鬼神位”的古老观念，与唐陵、宋陵的绝对对称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陵塔是西夏陵最鲜明的标识，5～9层的密檐结构既非汉地楼阁塔，亦非藏地覆钵塔，而是皇权与佛性的独特共生；鱼脊状的墓道封土破土而出，不同于唐宋墓道的隐而不现，仿佛要将逝者的轨迹坦然示人；四隅的角台如卫士般界定陵园范围，替代了唐宋的篱围或柏林，使空间边界更显庄严。特别是木骨结构的广泛运用，更藏着一段文化溯源的密码。陵塔夯土中的放射状木骨、墓道的椽木踏道、墓室的木板护墙，延续着吐谷浑葬俗的基因，与唐宋墓葬以砖石为主的建材选择形成对比。那些绿、褐、黄色相间的琉璃构件与迦陵频伽的脊饰，将佛教艺术和皇家威仪编织成独特的视觉符号，在贺兰山的阳光下闪耀着别样的光彩。西夏陵不刻意模仿唐陵、宋陵的正统，也不固守部落的旧俗，而是以开放的姿态熔铸出新的文明形态，为中华陵寝史增添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可能。

如今，西夏陵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片曾经“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王陵，将向更多人诉说那个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王朝。

【责任编辑】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