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他是清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收复新疆的钦差大臣，因功勋显著，位列“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湖南省博物馆在“湘魂”展段中悬挂着他的手书对联“沧海六鳌瞻气象，青天一鹗见精神”，笔法端正流畅、厚中带劲，对联内容豪迈昂扬、畅怀壮丽，这正是他人生的写照。

明义理以正心，务实学以廓志

以后世观之，左宗棠的人生是壮阔的：他镇压太平军，维护了浙江、湖广地区的安定；他兴办洋务，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他平定阿古柏之乱，奏议新疆设省和收复伊犁，巩固了国家疆土。史书评价他“事功著矣”。细细品读他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他成就功业的基底是其一以贯之的“明义理而正其心，务实学而廓其志”的信念。

在父亲左观澜的教导下，左宗棠5岁启蒙，6岁学习《论语》《孟子》，9岁开始学习作文并阅读史书。左观澜是一位严格的父亲和老师，他教导左宗棠行文必须言之有据、注重义理，勿要追求华丽辞藻。左宗棠19岁时，父亲去世。

恰巧宿儒贺长龄丁母忧归乡，他对左宗棠大为赏识，对其读书多有指引。20岁时，左宗棠跟从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在长沙城南书院学习。贺氏兄弟都是清代中后期“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受“文字ekMzj4af17FPvILOYEyeb1tupxjQ2N0w2ItFuXYVN0g=狱”等政治环境影响，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很多学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研究经学偏重于考据训诂，以“无害于政”。清嘉庆朝以后，高压政治环境松动，国家现实问题凸显，士人开始思考经世之法，“经世派”逐渐形成。“经世派”主张读书治学要与国家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讲求实行。左宗棠跟随贺熙龄学习有十年之久，得其真传，在往后生涯中一直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及这段求学经历，谓“亦藉窥正学阶梯，不陷溺于词章、利禄之俗说”。在父亲和老师的教导下，左宗棠既接受了儒家经典教育，又没有被功名利禄困锁住，他辨义理、正其心，将史籍经典化成了有体有用的学问。

左宗棠个性豪迈飞扬，幼时阅读史书，仰慕古人的气节大义，即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18岁时，他初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认真研读书中记载的舆地山川和战守机宜。25岁时，他着手考证中国的地理历史变迁，亲手描画、步步推演，对各地陵谷变迁、河渠决塞、支原远近、疆索沿革了如指掌，这为他日后建立军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直逼长沙城，40岁的左宗棠出山成为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他分析了太平军和清军所处的地理位置，料定太平军如果围攻长沙不成，必渡江向江西进发，于是事先布置兵力在湘江西岸进行防守，并且切断了太平军的粮食和火药补给。左宗棠的这一举措有效地阻止了太平军继续南下，大挫其势力，为最终消灭湖南的太平军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后，他屡建战功，才能尽显。

以世俗眼光看，40岁时才以幕僚身份入仕的左宗棠算不上成功。他15岁参加童子试；16岁应府试，位列第二名；20岁考中举人之后，三次赴京会试，皆未中科名。但他并未就此自我放逐，虽绝意仕进，仍耕读不辍。他在家潜心钻研舆地、兵法时，说自己“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来离家经略各方，他仍以书信谆谆教导子侄要读书明理、正心廓志。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给儿子孝威、孝宽的书信中谈及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又教导孝威“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容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养心者在此，所以养身者在此”。同治三年（1864年），出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在家书里向儿子孝威袒露心迹，言今日之功有赖于旧日读书，并以此教导儿子“读书养身，及时为自立之计。学问日进，不患无用着处。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入浙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

左宗棠以勤苦力学、耕读务本的精神立身、立家、立功，左氏子弟则谨守其教训，绝浮华风尚，守寒素气象，一时传为美谈。

行王道以治民，显霸才以报国

道光十七年（1837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摒弃科名的左宗棠一直耕读守家。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举家迁往湘阴柳庄，自号“湘上农人”，他身体力行，耕田、种茶、植桑，颇有所得，于是分类撰写，竟成《朴存阁农书》。儒学正统的教育背景和亲耕田园的生活经历，让他成为一方大员之后仍能以王道治民。而眼见鸦片战争后国家动荡寥落，忧心天下的他深刻认识到了兴办实业和巩固国防的重要性，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远见。

咸丰三年（1853年），在担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时，左宗棠不仅协助他平定太平军，而且为了稳定湖南时局、减轻农民负担，还提出了抽厘减漕的方法来筹措军费。厘，即厘金，指在行商或坐商过程中，对交易的货物或按价值、或按数量征捐一厘或数厘，以充作军费。谋划之初，左宗棠谈及“利国仍在利民”，厘金的征收需要严格就一地商业形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如此才能既减轻农民赋税负担，又防止过重的厘金影响商贸经营。其后，左宗棠在浙江、福建、甘肃、新疆均推行此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军费紧张的问题。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攻克杭州，50岁的左宗棠又受命出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遭受兵燹的浙江田土荒芜，百废待兴。左宗棠着手浙江重建，筹资购买种子和耕牛，并招徕邻省农民前来耕种，以恢复农业生产。兵农相处，多有矛盾，左宗棠严格治军、整顿吏治，百姓遂归。

19世纪30年代，英国为了牟取暴利，向中国走私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占领香港岛，进逼广州。时年28岁的左宗棠闻之忧愤不已，数次写信给老师贺熙龄讨论战机，他认为海防要固若金汤，就应该“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军再犯浙江，镇海、宁波相继沦陷。左宗棠慨然：“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同治五年（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奏请设立船厂、试造轮船。他详细分析了发展近代船政的重要性，认为东南沿海各省优势在水，威胁也主要来自海上，近代西方各国意欲侵犯，都是自海而来，而想要巩固海防，必先发展造船业。轮船不仅可以用于战事，也可以用于航运，发展贸易。他还指出，以近代船政为锚点，日后可触类旁通，依次将枪炮、炸弹、铸铁、水利等有益于民生的事业发展起来，由此实现国家富强。

在左宗棠的积极推动下，福州船政局正式创办。虽然后来左宗棠因西北战事调任陕甘总督，但福州船政局的规划发展并未因其离任而搁置，左宗棠多次上奏发展船政事宜，同治皇帝嘉许其“沉毅有为，能见其大”。福州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业与船政学堂新式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宗棠开创的“生产一科研一教学”的经营模式以及“学堂一工场一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从“师夷长技”到“权自我操”的理想实践。经过几年的发展，福州船政局便拥有了制造2500吨船舶的能力，北洋水师中的爱国将领刘步蟾、邓世昌，近代思想家严复等均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

经略陕甘的左宗棠，不仅在军事上平定了内乱，还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长远发展。他有效地安置了当地回族民众，对老弱病残等不能自食其力者予以赈济，并鼓励他们参与农、工、商各类经营和参加科举考试。此外，左宗棠还将近代化进程引入西北地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主持创办兰州制造局，购入德式机器，招募江南良匠，进行火器制造，发展近代军工。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上书奏请“陕甘分闱”，让甘肃省独立举办乡试，给甘肃学子更多机会，从而振奋士人气势。光绪三年（1877年），洋务运动进入“求富”阶段，左宗棠筹建兰州织呢局，有效利用本地羊毛并推动棉花种植，这是改善西北民生的重要举措。光绪六年（1880年），兰州织呢局正式投产，成为中国近代首个机器纺织厂。左宗棠的一系列举措成为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先声，为当地的深远发展提供了条件。

靖边防以固疆，力主战以伸威

光绪元年（1875年），63岁的左宗棠再堪大任，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在此之前，他和李鸿章就“海防”与“塞防”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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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年）起，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入侵南疆，先后占领和田、吐鲁番等地，甚至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政权。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攻占乌鲁木齐。为了扩张势力，阿古柏勾结英、俄势力，在新疆地区进行残暴统治。与此同时，俄国趁机占领伊犁地区，英国则向南疆渗透，新疆大部分地区失守，西北边疆局势危急。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巩固海防迫在眉睫。

此时的清政府，同时在西北和东南受到外族威胁，更面临着人才凋零和财政空虚的困境。就此形势，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提出“海防重而塞防轻”的观点，主张将塞防经费匀作海防。左宗棠则坚决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从地理方位分析新疆的重要性，“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新疆和蒙古是中国西北塞防的重要战线且紧密关联，新疆不防，则中国北方局势不稳。同时，左宗棠强调新疆本就是我国的领土，出兵收复新疆乃正义之举，由是力争“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至于经费，倘若国家可以统筹合计，就轻重缓急相应与之，则无患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委以其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

左宗棠积极谋划出征情形，分南北两路筹备粮草并招募壮丁。光绪二年（1876年），官军向新疆进发，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策略，率先收复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克达坂城等地，最后挺进南疆。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彻底平定阿古柏之乱，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彼时伊犁被俄国强占，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与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宜。俄国在已经占领伊犁北部的情况下，竟然妄想将伊犁西部与南部并归俄土。左宗棠闻之义愤，力主战。光绪六年（1880年）闰二月，清政府改派曾纪泽赴俄谈判。同年五月，左宗棠亲临哈密，完成三路进兵的部署，以备与俄决战。左s1vdfOvQBmId7jvif5Dcsw==宗棠的军事部署与主战态度无疑为曾纪泽的谈判提供了支持，最终中俄签订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武力收复新疆并不是新疆问题的结束，为求长治久安，左宗棠多次上书建议新疆设省，以郡县制加强管理，并“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任jwUYhoOxhWa4qNIstAgpWw==命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新疆设省完成。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善后新疆的一系列举措，为新疆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清王朝的危机并没有随着西北边事的稳定而解除。自咸丰年间起，法国就对清朝的藩属国越南虎视眈眈，并多次出兵进犯。光绪九年（1883年），法军攻陷南定，李鸿章受命督办越南事宜。在对比中法形势之后，李鸿章并不主张用兵。左宗棠则以云南、贵州、广西防御迫切，坚决主战。1884年，法军突然攻击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全军覆没。72岁高龄的左宗棠再次挂帅，督办福建军务。彼时的左宗棠虽已疾病缠身，仍星夜兼程，到达福州后加紧布防，运筹帷幄，并奏请将福建巡抚移入台湾，这为台湾建省做了铺垫。

广西提督冯子材在越南谅山大败法军后，清政府却“乘胜即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出让本国在越南的权益，落得“不败而败”的境地。听闻此讯，左宗棠难掩悲愤之情，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于当年七月二十六日口述遗折：“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即使到了生命最后时刻，左宗棠仍深念家国安危，在遗折中分析当下时局，提醒光绪皇帝，新疆局势只是暂且稳定，日本和欧洲各国虎视眈眈，如果一味退避服软，国家将会积弱更甚；而发展海军力量并谋求铁路、矿产、船炮等近代工业的起步，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有效途径。他以拳拳之心希望朝廷可以“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共克时艰。次日，左宗棠溘然长逝。

左宗棠出山以来，曾笑谈自比于诸葛亮，常以“今亮”“老亮”自称，时人评价其自负张扬。可纵观他一生行事，却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清史稿》中如此评价他：“锋颖凛凛向敌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绶，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责任编辑]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