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创作的一系列植物诗中蕴含了丰厚的生态美学，对现代以来的生态危机与精神异化构成了有力的反抗和批判。他在采访中不断透露：“当然，从诗歌意图上，这些记号的使用，不可否认又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色彩。比如，当我为吊兰、绿萝、狗尾巴草这些在日常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植物一一成立协会，编写简史的时候，我的工作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彻底修复在现代生存中人和自然的脱节或疏离。每一株植物，都代表一种自然。”[而此前，学界对臧棣植物诗的研究多局限于诗歌文本内部，至多将其置于诗歌史脉络中来考察，很少引入外部视角进行分析。从生态学角度对臧棣植物诗中的美学意蕴进行发掘，考察其对诗歌世界、精神世界和语言世界的三重生态化，既能为分析臧棣植物诗提供新的阐释角度，也有助于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反哺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
一、诗歌世界的生态化：对自然书写范式的重构
长期以来，当代许多诗歌的诗性空间是去自然化的。所谓去自然化，并非指诗歌中不书写自然和植物，而是指所书写的自然和植物只是为了呈现诗人的主观情感。在政治抒情诗中，植物作为诗歌意象通常是象征化的，例如贺敬之的《七枝花》：“什么花开花朝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葵花儿开花朝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怎么样？他给人民出主张—老百姓拥护共产党。”[2按照韦勒克、沃伦的意见：“‘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3]如果说在政治抒情诗中，植物元素成为一种政治化的象征，那么朦胧诗对植物意象的使用，则主要是将象征替换成个人化的情思。在这个过程中，植物元素与主体结合得更加紧密。以《致橡树》为例，其中的“橡树”和“木棉”更多仍然是舒婷个人化的爱情隐喻，并没有因自我和其他诗人的不断重复而象征化。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诗人对植物的使用也通过重复显现出象征化的倾向。象征化的症候是双重的：一是诗人自身幽微的情感和心灵无法被更加细致微观地辨识，就被符号化的象征整齐划一地削去枝丫；二是诗歌中的植物元素只是一种功能化的能指，而极少得到细节性的独特描绘。朦胧诗的植物书写大多仍是凝定象征化意象，按照诗人的主观情思线索进行排列组合，植物意象不过是抒发诗人主观情思的工具。
到了第三代诗，诗人们一方面否定性地拒绝朦胧诗人以笼统的自然意象隐喻朦胧情思的诗歌写法，另一方面积极主张书写日dm6A3CvgipiO/lVJQjh4rWojKnoHRM6+FCS/Mrg5EJE=常生活经验。然而，彼时的日常生活已经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与自然疏离，自然退化并分裂为城市的公园、道路的绿化和家宅的盆栽。在如此两种诗歌意识的影响之下，第三代诗的诗歌世界中更多充斥着的是黑白色调的人与事，植物元素在诗歌世界中沦落为一种盆景。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全诗描写琐碎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提到一株植物，植物成为日常生活和诗歌世界中的“果汁”和“炒白菜”；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中，植物沦为一个喻体：“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在更多的第三代诗人那里，植物和自然已然退居到诗人们的追忆世界之中，被“想起”和“仿佛”等词语的鱼钩从潜意识和记忆的湖水中钓出。需要在这里指出，但暂时按下不表的是：在书写日常生活的诗歌实践中，第三代诗发展了诗歌语言的散文化，拉长了诗歌语言的长度，增强了其分析能力和逻辑能力，这为臧棣的植物诗书写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基础。
无论是政治抒情诗的政治化象征，还是朦胧诗的个人化隐喻，抑或第三代诗中的日常化书写，当代诗歌的诗性空间因缺乏真正摇电多姿、色彩斑斓的植物，而显现出水土流失的现象。臧棣的植物诗，首先在体量上实现了当代诗歌空间的绿植化，大量的植物被植入书写土壤。臧棣近年出版的《诗歌植物学》收录了他35年间写作的几乎所有植物诗，全书分为咏花、咏树，以及咏入食、入药的植物三卷，涉及茉莉花、兰花、灰藜、石榴、白杨、芹菜、菠菜、柴胡等众多花草树木。正如本书腰封所言：“本诗集为臧棣自写诗以来，关于植物的诗歌全集，全书290首，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全部的植物，是诗歌史上罕见的集中书写植物的诗集。”[4]值得强调的是，臧棣植物诗对诗歌世界的生态化和绿植化，不只对当代诗歌现场有效，而且作用于整个现代诗歌。具有开创性意味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为现代诗歌划定了主要书写阵地一现代化城市。由此，在现代化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创造和发掘诗意，成为众多后辈诗人的夙愿。作为一种矫正，对自然和植物的书写方式同时存在，如加里·斯奈德和詹姆斯·赖特等诗人所做的工作一但大多是脱离城市生活而选择隐居或在乡村写作。臧棣植物诗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是一种在城市之中的植物书写，是在对具体植物的接触、劳作和亲昵关系中完成的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诗性表达。正如刘波在强调波德莱尔的重要意义时所指出的：“当乡村让位于城市，让自然风景让位于人性，当‘恶’成为发掘‘美"的矿源，这让抒情诗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5]臧棣在城市生活中恢复植物书写，必然会催生出新的抒情诗形式和现代感性。
从客观上来说，臧棣的植物诗是对朦胧诗自然意象书写与第三代诗解构式话语的“合题”。从主观上来说，在臧棣看来，他的植物诗一方面受家传和古典自然诗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对现代汉诗新面貌进行探索的诗歌追求，诗人希望创造一种深入事物内部的节奏缓慢的微观诗学。具体而言，臧棣的“诗歌植物学”可以在《诗歌植物学》的第一首诗《茉莉花简史》的分析中体现。在《茉莉花简史》中，诗歌一开始，“茉莉花”就挣脱了被观赏性描述和被符号化象征的书写命运，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自主性：在现代化的都市情景中，茉莉花持守着自带的旋律、如云的素雅和迷人的清香。紧接着，诗人进入基于茉莉花的回忆、想象和思考，并用反讽的语气指出：在茉莉花面前，不仅社会道德秩序的等级，就连生与死的界限甚至都是一种谎言，都应该被取消。最后，在泡制茉莉花茶的过程中，诗人将由茉莉花引起的回忆和思索集中到对母亲的感怀和生命沉思中。“被历史淹没的/离散的记忆，令它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蕾都对应着／属于母亲的细节”诗人离散的记忆被一束茉莉花用整个身心重新凝聚起来，并一一对应，诗人的意识过程被茉莉花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蕾微分。正如耿占春所揭示的：“他把正在寻求认识与感觉的主体作为精神活动的实验性场所。在事物的瞬间经验中描述瞬间意识主体漂移的位置。新的东西不是存在，而是瞬间，它在不停的更新中把事物的瞬间存在带给意识自由生成的最初机遇。瞬间是存在的综合因素。”作为一种进行“意识微分”（耿占春语）的微观诗学，臧棣的“诗歌植物学”可以大致表述为：在与植物具有“上手状态”性质的实践关系（观察、摆弄、爱抚、操劳）中，植物从被静观、被分析的客体跃升为被使用、被遭遇的具有意义的存在者，诗人在用诗性修辞辨识植物的形貌性征和内在价值的同时，不断抒发和省察由此激发的生命情感、生命记忆和生命沉思，捕捉在对植物的微观知觉中所瞬间漂移的微观主体意识。因此，臧棣的诗歌话语不仅包含描写、抒情、叙事和议论，而且还拥有自反性的某种特征。
二、精神世界的生态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
正如谢默斯·希尼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一—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臧棣的植物诗显然也无法直接对物质世界展开生态实践。即使臧棣将一种植物抒写得再完美，荒原般的大地也不会因此将它捧出，生态的持续恶化也并不会因为诗歌和文学的呼请而有明显的缓和。但又如史蒂文斯曾指出的：“这（指诗歌，笔者注）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保护我们抵御一种外在的暴力。”[8诗歌可以通过对我们内在精神的改造，来增强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能力和勇气。臧棣的植物诗，是将“自我意识”改造为“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是塑造生态公民的重要资源。通过对主体意识的熏陶，实现对物质世界潜移默化的改造，一直是诗歌和文学对现实世界的作用方式。臧棣植物诗对主体精神世界的生态化，也是对物质世界进行生态化的中介环节和话语实践。
臧棣植物诗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核心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诗人通过部分让渡人类的绝对主体性，尝试建构植物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人与植物的主体间性，从而实现对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诗意表达。
在恢复植物的主体性时，臧棣首先注重对植物外部形貌和特性特征的还原与描写。在上述几种书写方式中，由于道德比附、政治呐喊和自我抒情的写作需要，植物的外部形状几乎是处于遮蔽状态。植物一般以能指的形式在诗中出现。然而，臧棣在他的植物诗中，用大量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外形进行指称。如《小蓟简史》中的诗句：“叶缘上的锯齿/是否绵软，仿佛它判断/这个世界好坏的／一个理由…”《红辣蓼简史》中这样写道：“它将美丽的穗状花序垂向你的手心。”“叶缘”“花序”，作为植物学术语，被臧棣用来指称和还原植物的外部形貌。此外，还有“花腔”“腋芽”“茎秆”“鳞茎”等植物学名称被用于其中。这种写法既符合现代诗歌的知识性要求，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博物学词库。
值得说明的是，诗歌不可能像散文或者科普文章那样，对植物的外部特征进行全面细致的描写，臧棣巧妙地赋予植物外形以诗性修辞，并与诗人的情思进行一体化抒写：“心形叶宽厚得可用来解释／兔子为什么不会吃窝边草，憨直的茎秆则如你小时候/在收割后的麦地里联系过/童年的标枪”这是《蜀葵人门》这首诗的前五行，不仅代表了整首诗的写作范式，而且延续了上文所提到的臧棣的“诗歌植物学”风格，即从植物的外形出发，在专属性想象中生发出对自我、历史和现实的沉思。在这首诗中，诗人不仅用植物学术语指称蜀葵的外部形状，而且将“心形叶”宽大、厚实的现实特性凝练为“宽厚”的品质，再由“宽厚”过渡到对“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句俗语的理解；将“茎秆”的笔直赋予道德色彩，用“憨直”来形容，并由此联想到童年往事。值得注意的是，“宽厚”和“憨直”确实也是将植物道德化，但不同的是，这种道德化是用来形容植物自身的，而非形容诗人。在这里，反而是诗人需要从植物的身上不断获得教益。
这正是臧棣植物诗所蕴含的另一层重要的生态美学，即在人与植物的主体间性交往中，人类从植物的特性品质中获得疗愈、教诲和启示，在此基础上激发出彼此更为完整的存在。这表现在臧棣清醒的诗歌意识中：“对植物的观察，对植物生长特性的体会，其实也会影响到一个人世界观的改变。按我的体会，每一株植物，都是最好的人生导师。”“它们不仅仅是植物，更是生命的化身，甚至是我们某种精神特性的神秘的替身。如果认真去感受，就会发现，植物其实是比我们有灵性的。植物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省悟。”臧棣植物诗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还落实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中：植物既可以作为直接进行心灵对话的对象，“假如你能确认：这些可爱的蕨类/是可以和心灵直接对话的植物”（《羊齿植物简史》）；又能疗愈人在现代化生活中的精神创伤与疾病，“而假如你的痛苦/真的源于缺少神秘的好奇，它们甚至能治愈你的失眠”（《灯芯草简史》）；还能给予人类以更好的教育，“来自草木的疼痛／是最好的教育”（《荨麻简史》），“它们却是我们能依赖的／最好的自我教育”（《杨梅入门》）。西渡在细致的分析中，将臧棣植物诗中所描绘的植物智慧概括为四个关键词：“爱、奉献、忘我、赞美。”[10]
此外，在臧棣的诗中，植物的主体性不仅表现为植物意象被动地接受描述，还表现为能够主动地发出动作，至少是在诗人的感受中。如《比水仙更对象入门》中，“从现实中发出／一个小小的邀请”；《小蓟简史》中，“它邀请你/最好用自己的方法，再次确认/大地的精华无不来自根部”。更为重要的是，臧棣在植物诗中还试图通过恢复一种植物的“神秘性”指出人类的无知，批判将一切视为可以被彻底认识的知识的现代逻辑，从而瓦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红辣蓼简史》中，“初次接触，你的无知/已在它面前全部暴露出来”；《蓝盆花协会》中，“而它的神秘/美丽地散漫在它的习性中，是你的无知的一部分”。
在臧棣的植物诗中，植物不再是在现实中被役使，在艺术中被功能化的存在，而是拥有了自己的形状、品质、秘密和梦想的主体性存在，以至于人类不得不让渡一部分位置，主动调试与植物的关系，将此前对植物的单方面主导性地位调整为与植物的对话性。“主体间性就是想象他人躯壳中的你自己。”[]在这种人与植物的主体间性中，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创伤得以疗愈，人类的狭隘与偏执得到植物情感教育和生命启迪的矫正和补益，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得到修正，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实现生态化的改造。
三、语言世界的生态化：对植物性诗歌语言的发明
赵奎英指出：“并不只是工业文明才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也不是所有的后工业文明或后现代文化都是生态文化的福音。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让自然受到了血淋淋的‘外伤’，损害了自然的‘肌体’，那么，以高度语言化、符号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则让自然受到了看不见的‘内伤’，加剧了当今时代的生态危机”，“这首先是因为，高度符号化、语言化的后现代的社会现实从现实形态上遮蔽了自然，它麻木了我们对自然的感觉，抑制了我们对自然的欲望”，“其次还是指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强调话语优先地位的解构性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从观念形态上根本性地取消了自然”。[12]正如赵奎英随后所指出的，这一切的核心都是语言问题。臧棣植物诗的生态美学意蕴，不仅体现在对诗歌世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生态化，还指向对语言世界的生态化，即臧棣的植物诗创造了一种具有植物性的诗歌语言。对此，姜涛在对比分析臧棣与冯至的植物诗时已经初步敏锐地感知到：“《诗歌植物学》中有大量对植物本身形态、色彩、生长过程的细部描绘，语言和植物一样茂盛繁密”，“冯至诗中的空间十分疏朗，在观看的‘框子’中，草木的形象只留轮廓，缺乏细节；臧棣的《诗歌植物学》，在细节上尽量饱满，语言也如萝茎和枝叶的生长、蔓延，带给读者异常丰富的实感。”[13]臧棣植物诗这种植物性的诗歌语言，指向的正是一种像植物一样蔓延的、缓慢的和细节化的生成性语言形态。
臧棣植物诗的植物性语言是与动物性语言相对的。动物在出生之际，基本的样貌（从五脏六腑到四肢五官）已经具备雏形，此后的成长不过是一个不断变大、变长和逐渐丰满的过程；而植物从最初的种子形态，到抽出嫩芽，伸出枝条，打开花朵，结出果实，再到传播种子，是一个节奏缓慢的、充满细节的和不断生成的过程。动物性语言是指在先行情思的推动下，工具性地调用和排列意象，使之演绎出预设诗思的语言，就像动物最终的样貌早已先行设定在其雏形之中一样；而植物性语言是在人与物的主体交互中，不断激发和融汇情感、思想、感受、意识等存在体验和生命感受，并将之表述为不断生成的语言，就像无法从种子直接辨认出植物的最终形态一样，就像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汇集阳光和雨水一样。前者的意象是凝定的，后者的意象是流动的。而从接受美学上来说，解读动物性语言诗歌，关键在于破解修辞背后固定的、预设的诗思；解读植物性语言诗歌，则需要从语言本身出发，缘其藤蔓，感受不断带来可能性的修辞和生成性的意涵。
具体来说，臧棣植物诗的语言方式，直接继承了第三代诗以来的散文化诗歌语言。这种语言方式充分发挥了现代汉语的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经由虚词的并列、转折、递进等作用，句子可以被无限拉长，形成一种类似于藤蔓的蔓延性。如《小蓟简史》：“…五月的坡地上，它美丽如一个隔世的记号，回应着刺儿菜的小秘密；一旦绽放，它就只偏爱粉紫色，并会将一千根针插进/它小小的花苞；如果你数不对，你的好奇心就会输给／一只兔子，但也说不定，直接叫它刀枪菜，能挽回一点面子。…”经由“一旦”“就”“并”“如果”“但”等虚词的假设、并列、转折，一句话竟蔓延至近一百字。正如敬文东所指出的：“臧棣的诗几乎不会走直线！”[1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臧棣植物诗语的蔓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自由性，即这种语言的蔓延并不按照逻辑连词的逻辑要求进行推进，而是像植物一样自由地、偶然地伸展枝条，这是诗人将多种因素同时考虑进诗思范围的语言表现。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有了因果、假设等关联，无论在关联词语中间放什么进去都会给以理解和联系的线索，不会让意义落空。关联词语的使用是用表面的逻辑约束语言与语义的涣散…用毫无关联的东西去填充就能够让语词最大化地去冒险，又没有意义死亡之危险。”[15]
而这种蔓延性的诗歌语言，其蔓延的速度是缓慢的。正如臧棣自己所说：“对应植物的缓慢生长的，是这些植物诗的慢节奏。”[16]这种缓慢与感官知觉和意识感知的微观细化有关。诗人在对植物的“上手状态”中，需要在仔细观察和辨认植物特性的同时，向内省察自己意识的微观漂移。正是在这种细微或者说细致的观察和省察中，诗思得以向前缓慢地推进，语言得以同步在修辞迁回中向前伸展。因此，我们可以将臧棣的诗歌语言比喻成一株植物，在语言的枝条蔓延的过程中，精致的修辞是想象力突然打开的惊喜的花朵，而饱满的诗意也会在意料不到的时刻垂挂枝头。
在根本上，这种植物性的诗歌语言具有生成性。“生成”，是德勒兹哲学的核心概念，有“生成”“变化”“变成”“成为”等多种含义。臧棣的植物性诗歌语言拒绝了抽象固定的符号化能指，它要求诗人和读者在写作和阅读过程中充分调动感官知觉和想象力，进入一个缓慢、细微、充满生命质感的体验和生成过程。正如臧棣所说：“诗像一株植物。”[17]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和读者重新学习与自然相处，甚至完全生成、变成植物本身，从而揭开符号化现实的面具，恢复个体与自然实体之间直接的、具身的联系；同时，在此过程中，诗人和读者都会感觉到自然并非虚构的概念，而是与个体生命具体联系的存在者。正如臧棣所说：“要打破以人为主的固有思维模式，将植物视为与人类相平等的一种生命存在，把自己转化为某种植物，站在植物的立场去看待感受世界，进而与植物进行平等的交流，这样可以在对植物的感受中得到一种对生命更为深入的自我体验。”[18]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19]臧棣的植物诗作为一种生态实践，以其独特的解蔽力量，刺破符号的幻象，唤回真实的感知，确证自然的实在，并引领我们重返方物共生的本源，为在符号化后现代中重建一种尊重自然、守护大地、实现“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语言路径和存在论基础。
四、结语
臧棣的植物诗所蕴含的生态美学集中体现为三重生态化的话语实践：在诗歌世界，臧棣的植物诗以其宏大的体量和微观诗学视角，将大量曾被象征化、工具化的植物重新植入当代诗歌的书写场域，并革新了当代汉诗的自然书写范式；在精神世界，臧棣的植物诗构建人与植物的主体间性，使植物成为疗愈与启迪的生命导师，推动生态意识在个体精神中的觉醒；在语言世界，臧棣的植物诗创造了一种植物性的诗歌语言，以蔓延句式、缓慢节奏与细节密度解域了后现代的符号化现实，重建人与自然的具身联系。臧棣的植物诗以其三重生态化的诗歌植物学，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汉诗的题材疆域与博物诗学，革新诗歌对自然的处理方式一从工具化到主体间性的转变，更在理论层面为生态美学提供了宝贵的批评范本和思想资源，它生动诠释了自然作为审美主体的可能性，探索了语言作为生态实践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在生态危机与精神异化日益深重的历史语境下，臧棣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解蔽力量，引导我们重新凝视一草一木的奥秘与尊严，在人与植物的平等对话和语言的生成中，唤醒被符号遮蔽的自然实存感，修复被现代性割裂的人与自然的本源脐带，为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地栖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语言路径与存在论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臧棣的植物诗成为我们抵御生态与精神荒漠化，寻求“返乡”之路的一抹浓重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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