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背景下皖北民歌的乡土性传播策略研究 -南腔北调2025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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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

数字化背景下皖北民歌的乡土性传播策略研究

皖北位于安徽省北部,主要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作为这片土地重要的文化遗产,皖北民歌的体裁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主要由劳动号子、山歌、小调、舞歌组成,每一类都有自身独特的表现手法与文化内涵。劳动号子如《夯歌》《挑担号子》,一般是在集体劳作时演唱,体现了农民在生产劳动中的情感与集体合作精神;山歌则多以即兴演唱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与思绪;小调和舞歌的娱乐性更明显,适合在社交场合、节庆活动中演唱。[这些民歌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寄托,是地方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然而,在数字化背景下,皖北民歌的乡土性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方言的流失、传统生活场景的消失及社群的离散。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传播皖北民歌的乡土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皖北民歌乡土性的体现

所谓乡土性,即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各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格特点和审美情趣,造就了各自特有的文化气象。传统民歌与这些地方特征紧密联系,如茶区采茶歌、草原牧歌、南方灯调、北方秧歌等民歌样式,均是各地乡土特质的展现。对于皖北民歌而言,其乡土性体现在皖北地区特有的方言、生活场景和社群文化里。

(一)在方言上的体现

方言不仅是地方语言交际的手段,更是地方文化记忆的载体。[3]在安徽省南北地理结构界限分明的语境中,皖北方言呈现出十分鲜明的“挎腔俜调”特质。以阜阳方言为例,其声母、韵母系统跟普通话存在显著差异,“sh”在合口呼韵母前一般发作“f”,造成“说话”一词在民歌演唱里被唱作“fuohua”。该发音差异为皖北民歌的韵律增添了特色,体现了皖北地方文化的独特性。

皖北方言突出咬字重音前置这一点,跟皖北民 歌旋律中惯有的“拖腔”“转音”技巧彼此配合。 就颍上民歌《二姑娘害相思》中“你可是王干妈?”

一句而言,演唱时要凸显“可”字的发音重心,把“咬字归韵”做好,如此才能完完全全展现出情感张力。[4]这种乡土性在方言里的流露,使得皖北民歌不仅能在内容范vUMstsXKSexZMo9XU2Ps9Fz+VA6ngLQzOYHtwnxYbBQ=畴上传达情感,也能在声音方面唤起本地听众的共鸣。

(二)在生活场景上的体现

皖北民歌的乡土性还通过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场景紧密结合得以展现,这些民歌不只是声音的诉说,而且与特定的劳动、节庆场景紧密结合,成为这些场景中重要的文化活动。例如,在兴建堤坝的过程中,劳动者会喊出“打夯号子”,这类号子与实际的劳动场景紧密结合,体现了农民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五河县著名的《淮河大堤长又长》便是典型的“打夯号子”,由领唱者跟合唱者相互对答,气势磅礴,节奏铿锵有力,真切展现了劳动的力量和美感。5与节庆有关的民歌,如《花鼓灯》,一般会伴随庙会、春节等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出现,以连唱连舞的方式讲述民间故事。处于特定的文化情景时,民歌往往能更充分地彰显出其艺术张力与情感深度,体现出乡土性跟当地文化氛围的融合。

(三)在社群文化上的体现

皖北民歌的乡土性不单单体现在方言和场景上,更与社群内部的互动及文化认同相联系。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以“熟人社会”为基础、呈“差序格局”结构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结构中,人们的交往、情感与信任,起始于熟悉的生活圈子当中,文化知识往往依靠日常互动等非正式途径进行代际传递。皖北民歌的乡土性与社群文化紧密结合,依靠村社间的亲缘、地缘关系实现传承与再创造。在淮北的传统婚事中,亲友们会聚集起来,唱《撒帐歌》给新人送祝福,当花轿到达男方家宅院门前时,歌声伴着“撒帐”仪式的进行响起,男方家人给新娘抛撒花生、红枣、核桃等,唱着:“一把栗子一把枣,撒的来年生个小;一把瓜子一把糖,撒的娃娃会叫娘…”

夫妇生子后,亲朋好友会唱“先洗头,做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以表达对孩子的美好祝愿。这些民歌不仅传递着喜庆的心情,还生动地展现出当地的婚嫁文化和社群认同,是维系社群彼此间的情感纽带。

二、数字化背景下皖北民歌乡土性的传播困境

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语言环境、农村生产模式以及村落人际关系均出现了深刻改变。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皖北民歌乡土性的传播,使其逐渐失去了原本的传播土壤。

(一)方言的流失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皖北方言在年轻一代中的使用频率日渐降低。大量青年人口外出求学、务工,接受普通话教育与主流传播媒介的相关内容,逐步从方言语境中脱离。这种语言习惯的改变,使诸多民歌中带有地方语义与情绪色彩的词汇变得难以理解和认同。

更棘手的是,数字平台在语音合成与字幕识别等范畴,普遍以普通话作为技术基础,不易精准呈现皖北方言繁复的音韵特点。例如,临泉民歌《大十想》里面的唱词“干饭”,在方言中发上声(“感”音),要求元音发音既饱满又完整。数字化配音技术不能精准地把方言里的发音细节还原出来,难以展现出其别样的音韵美感。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皖北方言类内容被打上了“搞笑”“土味”等标签,这无疑削弱了其文化表达中的庄重感与艺术价值。

(二)场景的消失

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的农耕景象日益隐退,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使皖北民歌与乡土生活的紧密联系被削弱。原本集体劳动和节庆活动的场景,如今逐渐被机械化生产和现代娱乐所取代,导致民歌的传统演唱环境消失,同时,乡村节庆和社交活动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导致民歌失去了与这些场景深度交融的机会,原本蕴含的叙事感和仪式感逐渐被淡化和消解。

线上的短视频和直播之类的数字化平台,尽管为皖北民歌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但这些平台的内容倾向于碎片化,诸多传统民歌被压缩为短短十几秒的零碎片段,丢掉了原有的情感张力与乡土韵味。例如,皖北民歌《年关歌》中的“二十四,炸丸子;二十五,蒸馒头”反映了皖北地区逢年过节时的饮食文化和传统习俗。然而,在上传至短视频平台时,这些传统民歌可能会因短视频的播放机制失去原本的叙事结构和节庆氛围。尽管虚拟现实技术尝试还原传统场景,但其高成本和技术门槛使这些尝试难以得到普及推广,也难以重现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集体参与感。

(三)社群的离散

人口流动加快了乡土文化断裂的速度。皖北地区外出打工人口不断上升,不少曾是民歌创作与演唱主力的群体离开了家乡,原本依赖集体互动的民歌演唱渐渐失去了支撑。

此外,尽管一些文化创作者尝试在平台上推广皖北民歌,但他们往往与当地社群缺乏真实连接与互动,使得皖北民歌的传播失去了原有的社群性和生活性,无法与乡王文化深度融合。部分原创团队在线上宣传皖北民歌时,尽管内容有一定的创意,但内容呈现方式偏向单向传播,与本地社群的线上、线下互动不足,难以唤起社群的广泛共鸣,提升关注量,更无法有效激发当地社群的集体创作活力。

三、数字化背景下皖北民歌乡土性的传播策略

在数字化背景下,方言逐渐被普通话取代,农耕场景慢慢褪去,原本紧密的村庄社群也在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中变得越来越分散,这导致皖北民歌的乡土性日益削弱。怎样在数字化背景下确保皖北民歌乡土性的有效传播,成为文化传承里的关键议题。

(一)方言数字化

为实现皖北民歌乡土性的有效传播,方言的数字化保存是关键策略之一。通过建立“方言语音档案库”,可系统收集本地非遗传承人与年长歌者的高保真录音,其中涉及皖北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等多维度语音数据。这些录音不但可为语言学分析提供支持,也可为之后的AI语音合成提供必要的语料。

建立健全助力方言语义的解释机制同样十分关键。数字化字幕标注等技术手段可针对民歌里的方言词汇开展文化背景注释,帮助非方言使用者把握歌词的深层意义。例如,宿州民歌《五更小调》中“秫面”一词,是方言中“高粱面”的意思。这个词不仅体现了当地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食材,还与宿州人民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依靠数字化字幕标注对这一词汇的详细剖析,听众能够明白皖北民歌里的生活场景,加深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二)场景日常化

为了重建皖北民歌跟乡土生活的联系,有关部门可凭借现代技术途径,再度恢复它的互动性与活力,例如,构建“移动式微场景演出单元”,利用可移动的棚架、简易灯光和扩音工具,在村庄广场、农家院落等开放的空间举办常态化、小规模演出活动,打破传统舞台演出与现实生活的隔阂,使其成为社区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引导,推动“生活影像 + 歌声叙事”的短视频创作,例如,发起“我的民歌记忆”等活动,鼓励村民拍摄乡村生活场景,并配以传统民歌演唱,展现记忆中的美好生活。这样的低门槛创作方式,能够让皖北民歌自然融入地方生活叙事,获得新的生命9d624fec9900bc826b32e0bafb4cf0c2力。

此外,相关部门可借助地理定位的传播机制,采用短视频平台的地理标签功能,把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推送到皖北本地群众或外出务工者的手机终端,帮助他们通过数字平台与家乡保持联系。这种精准的传播方式,有助于强化民歌与皖北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增强其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社群平台化

在数字化背景下,为了保持皖北民歌的乡土性,建立以地域文化为核心的数字社群至关重要。地方文化机构、艺术院系以及民歌创作者可发起在线民歌社群,利用线上歌会、民歌教学、即兴创作等形式,加强社群成员间的互动,强化文化情感上的认同。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可与平台开展合作,依靠标签优化、专题推荐等方法,扩大皖北民歌的传播范围。相关部门可开发诸如“皖北民歌地图”“乡音收藏馆”等专门针对非遗传播的小众平台或社交类应用,将本土民歌进行分类,构建基于共同兴趣的数字社群,进一步扩大其传播覆盖面。

线上社交平台需充分发挥其文化交流空间的作用,在此类平台之上,皖北民歌不仅能够展现文化内容,更可以通过持续互动、二次创作与参与式传播,将其受众群体从皖北民歌的旁观者转化为积极的参与者,进而重新塑造皖北民歌的集体性与社群性。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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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数字化背景,探讨了皖北民歌乡土性面临的传播困境,并提出了针对性传播策略。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皖北民歌的乡土性有望通过更具创新性和灵活性的传播方式得以保存和传承。在后续的研究中,相关研究者可以聚焦皖北民歌数字化传播路径的探索,构建与现代传播环境相适应的叙事体系,提升其在全球多元化文化环境中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单铎.皖北民歌中地域民俗文化探究[].黑河学院学报,2022,13(4):175-177.

[2]夏艳萍,张莉,陈爱群.乡土性特征在四川民歌中的体现[J].音乐时空,2016(5):26-28.

[3]王慧.泗州戏与皖北民俗方言Ⅲ].戏剧文学,2013(12):87-91.

[4]李梦捷.阜阳民歌的音乐形态与演唱风格探析[D].合肥:安徽大学,2021.

[5]汪璇,李金泽.论安徽五河民歌的美学特征[].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38(5):17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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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广涛.皖北民歌的艺术特征与民俗生态]艺术评鉴,2019(1): 16-17+20 #

课题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数字化视角下安徽民间歌曲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2AH050020;安徽大学质量工程项目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安徽地方音乐概述”,项目编号:2024xjzlgc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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