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散布了鼠疫菌和霍乱菌。2002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认定，旧日本军731部队在义乌、常德、衢县（衢州）、宁波、江山等地将生物武器应用于实战，致使当地居民感染鼠疫、霍乱，造成多人死亡，被告日本具有国家责任。中国百姓受害的事实虽被日本法庭认定，却没有获得分毫的赔偿。

从做记者时接到的任务到个人的调查研究，南香红花费数年，试图厘清当年细菌战的内幕。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用60余万字讲述了一群人如何寻找这段历史的蛛丝马迹。书封的醒目位置用大一号的字体标注着：“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

幸存者

8岁的小男孩牵着牛，晃晃悠悠地来到村口，两个日本兵正在站岗。这是赠书仪式开始前，91岁老人王樟土关于童年回忆的开头。1942年秋日寻常的一天，浙江义乌崇山村。那时的崇山村，盖着黑瓦的白墙遮挡了视线，外人无法看到村中的情形。“只准进，不准出。”王樟土概括当时日本人的封锁政策，村里的每个路口都有两个日本兵把守。

回到村子以后，王樟土出不去了。他继续回忆，过了一段时间，家家户户死老鼠，人们害怕了，秋天的水稻田已经干涸，就去田里住。他家死了两个人：大哥王基成，29岁；二嫂赵彩华，26岁。王樟土能准确地说出他们的姓名、去世时的年龄。他补充更多的细节：死前，大哥看到老鼠就害怕，挑着草从小路逃到他的岳母家，发现自己发烧，想着不能害人，又逃回村子。恐慌代替了准确的描述，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成了时间里的谜。人们只看到老鼠越来越多，去世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久，日本兵放火烧村子，上午点火，当天傍晚他们就撤走了。村民竞相出来救火，没有水，斧头、锯子、锄头，都成了灭火工具。村里的房子大多是木质结构，一户连着一户，哪家房子烧着了，人们就隔着一户，锯断木头等，阻止火势蔓延。“牺牲了，也保住了。”王樟土这样概括。

王樟土继续讲述，开始封锁时，还没有老鼠出来，很快家里老鼠死了一片。到农历十二月为止，鼠疫持续肆虐了3个月，夺去了400条人命，这是崇山村总人口1200人的三分之一。

王樟土的父亲得了“烂脚病”，疑似是生物武器炭疽造成的。1954年去世，“他很痛苦”。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幸存者依然能准确地描述真实的细节。比如，讲到日本鬼子来到村庄的时候，王樟土回忆，对方全副武装。他一边说一边比画：“他们穿一身白，手上戴着很薄的白手套，脸上是防毒面具，眼镜也戴起来了。”这时，他颤巍巍地用双手做了个戴眼镜的动作，仿佛一切刚刚过去。

先行者

11岁那年，王选第一次来到父亲的家乡崇山村。父亲17岁到上海读书、工作，在上海安家后，1952年，他的第一个孩子王选出生。从大城市上海到浙江义乌的崇山村，王选感受到的是“富足”。水泊鸡蛋是那时候的味蕾记忆，在崇山村，每天都有亲戚请吃饭，村民们拿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出来招待她。香葱、猪油和酱油调出来的香味，王选记了很多年。

再次停留在崇山村是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王选离开上海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母亲劝王选：“去崇山村吧，村子里的人会对你好，会保护你。”17岁的王选到了崇山村，住进自家祖屋。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村里的人仍然对王选很好，叫她来家里吃饭，每次都把锅底的饭留给她。到下地劳动的时候，王选力气小，挑起担子来摇摇晃晃。生产队总是把最轻的活分给王选，比如去晒场“看”麻雀。这些与家乡有关的细节，促成了王选的数载奔波。此后，她带着一群百姓，从中国的不同村落、乡镇，把官司打到了日本法庭。

20世纪90年代，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人均旅费两万元人民币，就算后来机票便宜了，也需要一万多元人民币。那时原告们的收入有限，城镇居民的月均收入千元，农民的收入更少。一边要筹钱，一边要省钱，这是摆在王选面前的事。

40次开庭，受害者出庭150人次，还有声援团队，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原告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带着这些人到日本法庭出庭做证，谈何容易？

王选曾把她喜欢的一句话写在采访本上，那是《简·爱》的作者形容她妹妹、《呼啸山庄》的作者的性格：“强壮如一个男人，简单如一个孩子。”南香红评价，这是王选内心的真实写照——不能调和的东西放在一起，意味着激烈的冲撞和冲突。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能把打击变成淬火。

接力者

“选，我们要告日本人。”崇山村的王焕斌是第一个找王选的人。王焕斌早年被王选的父亲带出村，到上海读书、参加工作，退休后回到了义乌。此时，对面的王选已不再是“看”麻雀的孩子。1994年年底，王选打工的日本公司派她到中国出差，借这个机会，她回到崇山村看望亲戚。

告日本人，要求他们对当年投放鼠疫菌和霍乱菌做出赔偿。斌叔叔的话不容拒绝，“村子里只有你在日本，又懂日本话，你必须参与这件事”。也是在王焕斌的讲述中，王选知道有两个日本人来过村里调查。他们带来消息，当年崇山村的鼠疫是日军的细菌战，他们访问了很多当事人，还说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告日本政府。王焕斌找不到那两个日本人，他向王选求助，“你在日本，一定要找到他们，就说我们准备好了，请他们支持我们状告日本政府”。

1995年8月，王选在订阅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中国哈尔滨召开首届关于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的国际研讨会，日本的两位市民、和平活动家发表了赴崇山村调查鼠疫的报告。文章中还提到，1994年10月，义乌崇山村村民提交了“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就这场战争灾难予以赔偿。这两个人，一个是教师森正孝，一个是医生松井英介。经多番辗转，王选联系上了二人。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就在王选在日本的家中，3个人席地而坐聊起了细菌战。这是王选第一次听到这么多的细节，“我怎么会在40多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从那时起，王选的人生就与细菌战的诉讼绑在了一起。

王焕斌从报纸上的文章获知，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可以向日本政府索赔，就开始找作者的通信地址，一遍遍地给他写信。王焕斌在信中写满细节：妻子楼月华出身义乌的大户人家。1941年，义乌暴发鼠疫，妻子年仅45岁的母亲感染4天后离世。这年盛夏，日军投下燃烧弹，楼家两名帮工被当场炸死，10间砖瓦屋被烧毁，楼家的日子一落千丈。楼月华的父亲不久离世，哥哥本是富家公子，流落到外地谋生，她和妹妹也流落漂泊。楼月华得了眼疾，右眼失明，终身残疾。1942年11月，正值隆冬，王焕斌身穿单衣、单裤，光着脚逃出村，他家中的6间房屋全被烧毁。

王选一直记得，1995年12月末，森正孝带着日本民间调查团来调查的时候，崇山村的祠堂围满了人。“日本政府十有八九是不会赔偿的，官司打不打？”他也许是要确认这群老百姓的决心。“打！”这个字震天响。时隔多年，王选讲述这个细节时仍然动容。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她在这里看到了崇山村人的志气，“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是大家的决心”。

记录者

eUVtPOq/xwqFU8xfdGPzpQ==南香红打开一本工作笔记本，上面是采访对象向道仁留下的痕迹。向道仁，1933年生，2015年接受采访时82岁，世代居住在湖南常德周家店镇。2015年5月的一个春日上午，南香红在向道仁家里见到“两眼放光”的他，他语速很快，好像急着把一切都说出来。一激动就上不来气，要跑进卧室去吸氧，吸一会儿出来，再继续说。一个月后，她再去常德采访，向道仁已经去世。

像向道仁一样等不到结果的人还有很多。南香红在书中写道：“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核爆被害者的声音再次被世界听到，在领奖台上，他们警示世界，今天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锦悌，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8月6日——与日本广岛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活动为同一天。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王锦悌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媒体的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沉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在新书的后记中，南香红写到一个场景，那是2009年，王选带她去了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家。近藤昭二为制作《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这部总长近一个小时的纪录片，积累了近20年的素材。近藤的家里放满了书，八成以上的书与细菌战有关。

“我看到了近藤走过的路，明白了自己要走的路有多长。”南香红在新书的书名“细菌战”前冠以“没有结束的”。新书出版后，她和王选又踏上了老路，她们去了义乌，这次是做一些遗址文物的保护工作。

出差途中，南香红保持着多年来的记录习惯，她发来几张王选的照片。王选一身藏蓝色休闲装，还是那副轻便干练的样子，她的头发在脑后绾着，白发更多了一些。不同于23年前的第一印象，南香红再也没办法把漂亮当成对王选的第一印象，让她们在乎的是别的事。

（乔 岳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5年第18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