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11（2025）09-0057-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要发挥劳动模范的榜样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的风气，“讲好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太行根据地劳动模范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劳动竞赛中涌现的生产先锋，为缓解根据地的经济困境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根据地内外生存危机，广大人民为何能够通过动员而投身于社会生产？劳动模范的塑造和宣传有何意义？如何使劳动模范成为社会学习的榜样？梳理太行根据地劳模群体生成的动力机制，不仅能够揭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下动员群众投身生产的内在规律，更为当代群众劳动工作的开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经济需求驱动的内生动力

劳动模范是生产领域的杰出代表，在我国的产生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危机是劳动模范涌现的社会基础。

（一）封锁与灾荒倒逼下的劳动力整合

抗日战争爆发前，山西农村经济在封建地主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的压迫剥削中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侵略和扫荡使太行根据地的面积缩小到有史以来最低。

1941年到1943年太行山区还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的旱灾、蝗灾使得根据地内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广大人民背井离乡，有效劳动力大幅减少，根据地内部经济情况使广大军民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同时，根据地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对各根据地实行封锁政策，太行根据地内军民物资匮乏，遭遇着“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2]的恶劣情况。必要的经济条件是根据地存在且持续的物质基础，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太行根据地内如何开展经济生产支援战争成为党组织需要探索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为克服极端困难局面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略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军民率先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一创举迅速影响了全国各敌后根据地。太行根据地作为华北抗战的重要堡垒，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重心放在以粮食为核心的农业生产上。因此，太行根据地面临的经济需求，特别是对粮食的迫切需求构成了根据地内部最强大的内驱动力，它迫使根据地党政军民必须将一切力量集中于扩大农业生产，尤其是提高粮食产量这一中心任务上。而要突破生产困境，克服劳动力、农具、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仅仅依靠命令是不够的，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挖掘生产潜力，推广先进经验。正是在这种内生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驱动下，对能够在恶劣条件下带头苦干、创造高产、推广技术、组织群众的先进生产者的需求变得格外重要。太行劳动模范，作为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和推动力量，其产生的动力正是根植于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保障粮食供给、维系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最急迫的经济需求之中，是响应这一内在需求、突破生产困局的必然产物。

太行根据地的经济情况使得根据地内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无法满足根据地军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前线作战的物资保障，劳动力匮乏且分散，成为制约根据地生产和发展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太行根据地被迫需要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对有限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最大限度地整合与动员，这构成了劳模群体生成最直接的经济内生动因。为应对劳动力分散、生产工具短缺等问题，太行根据地创造性地推行了“计工折工”制度，这一制度改变了以往模糊的劳动衡量标准，通过科学的方法实现了劳动的科学整合。这使得劳动力的组织、互助合作以及劳动报酬的公平分配有了科学的依据，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组织化程度和生产效率。这种科学化的劳动力整合是战时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对劳动力进行高效管理的必然选择，也为后续衡量劳动者对生产的贡献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太行根据地对劳动动员，还体现在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生产劳动这一重要形式上。面对男性劳动力大量参军支援前线的情况，根据地党组织积极动员长期被传统束缚在家庭的妇女走出家门，广泛参与社会生产，这不仅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迫切需要，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在根据地内开展纺织运动，根据地形成了从原料收集、纺织加工到产品销售的完整劳动链条，广大妇女成为这一产业的主力军，实现了从家庭辅助角色到独立参与经济生产的转变。妇女劳动力的广泛参与，极大地扩充了根据地劳动力总量，成为突破封锁、实现经济自给的关键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妇女劳动模范，她们是劳动力整合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

在封锁与灾荒的极端压力下，根据地突破传统束缚开展劳动力整合，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组织者和技术带头人。劳动模范正是在这种大生产运动下应运而生，成为推进生产力发展、高效组织劳动力协作的关键力量。他们不仅是高产能手、技术革新者，更是劳动互助合作的带头人，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和影响力，将分散的个体汇集成高效的生产集体。更重要的是，劳模在从事生产的同时还承担了治理当地灾荒的一部分社会责任，这使得劳动模范肩负推动经济生产与开展灾害治理的双重使命。这一双重任务不仅显著提升了太行劳模在根据地生产和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更使其成为克服危机、稳定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效率与公平模式下激发持续生产动力

在克服生存危机的基础之上，太行根据地党组织认识到要持久打破封锁支援战争只依靠劳动力整合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步提升生产效率并建立可持续的激励机制。这构成了劳模群体生成更深层次的经济内生动力一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激发个体与集体的持续生产热情。

首先，鼓励生产技术创新。面对土地贫瘠、灾害频发的现实困境，根据地党组织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劳动模范凭借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学习能力，率先成为新技术的接受者和成功示范者。他们通过“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的方式，将抽象的技术转化为可观的高产成果，提升了根据地整体的农业生产效率和抗灾能力。党组织在根据地内积极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劳动经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尤其广大农民在经过减租减息取得土地改善生产条件后，不断提高了个人的生产热情。劳模群体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正是推动这种积极社会情绪的关键力量，整个社会催生出一大批掌握核心生产技能的技能型劳模。

其次，根据地内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劳动激励。太行根据地党组织借鉴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成果分配与劳动激励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分配制度变革。1944年4月八路军前方总部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制定并颁布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推出了合理的分红方案[3]。这种首创的“集体劳动成果二八分成”制度打破了平均主义，坚持了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原则，合理地考虑个人利益，直接刺激了广大劳动者通过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争取劳动模范的身份。奖励劳动英雄这种方式，是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推行集体化与合作化的趋势能在有限的集体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激励作用。

同时，根据地内随着互助组、合作社等集体化生产组织形式的推广，需要产生示范带头、提升集体效率的模范人物。党组织敏锐地认识到表彰劳动英雄的“典型作用”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劳模不仅是生产能手，更在集体劳动中扮演组织者、协调者和技术指导者的多重角色，成为提升生产效率的示范，且劳动模范个人的成功实践，有效消除了农民对集体化的疑虑，吸引更多人自愿加人合作社，形成“模范带动群众”的良性循环。

在效率与公平机制共同作用下生成的太行劳模，其角色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高产能手，在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凭借自己对生产的贡献和集体公认的社会地位自然成为乡村社会关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们不仅是大生产运动深人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更是在根FUVVTP8s6hvOIPZfkzpT6wf25/RFxrezexA1SDTu06E=据地范围内连接党组织与广大群众、沟通生产与战斗的关键。劳模身份具有的多重角色使他们成为“模范带动群众”经济模式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为根据地最终扭转经济困局、支援前线战争提供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与榜样力量。

二、政治动员塑造的外生动力

中国共产党将劳动生产中的积极分子锻造为学习的模范代表，借劳动模范形象传递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革命精神，强化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认同。政治性是劳动模范的本质属性。太行劳模群体的孕育与成长带有鲜明的政治底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典型示范作用。

（一）太行根据地劳模形象建构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并积极采取措施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有组织地进行合作生产。太行山根据地干部汲取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对劳动探索的经验，号召劳动群众积极树立劳动观念，“不仅要当杀敌英雄，还要当劳动英雄，劳动英雄与杀敌英雄一样光荣”[4]，给予劳动模范较高的社会地位。

同时，根据地对劳动模范的选举逐步走向规范化，有完整条例作为参考。这一阶段，劳模选举形成了自上到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更加注重集体示范性，要求当选者须在集体内发挥激励作用。根据地对劳模形象的宣传注重劳模与政府的双向互动：劳模不仅能将党的政策以更通俗的形式传达给群众，又以主动担当的态度投身于劳动生产中，再将自身在生产中总结的经验反馈给政府，以便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方针。这种先进的政治态度正是党在根据地践行群众路线的表现，也是党为团结抗日力量所做出的政治努力，而对劳动模范的锻造和宣传，更在党和群众之间构建起稳固的桥梁。

（二）劳模宣传与政治认同的强化

太行根据地对劳动模范的扩大宣传以召开群英会为主，以文艺作品、报刊宣传为辅。太行边区政府于1944年和1946年两次召开群英会，这两次大会的召开是党的历史上，以官方形式大规模对生产中涌现的模范进行表彰，其衍生的系列宣传作品成为党在太行山根据地探索积累的经验结晶。

两届群英会的召开不仅使劳动模范在选举上更加规范，所评选的劳动模范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鼓励。这对于在旧社会长期遭受打压的底层劳动群众来说，精神上的认可和宣传更能激发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且两次评选的劳动模范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各行各业，在群英会召开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崇尚劳动、争做劳动英雄的风气。太行山根据地对劳动模范的锻造充分汲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局部到全行业、不断提高标准、推动宣传逐步正规、宣传主体从个人向集体发展的劳模塑造经验，对于劳动模范塑造的形式逐渐完善成熟。

太行山根据地对劳动模范的塑造是从历史实践中汲取经验，立足于现实背景和条件，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发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服务于党的政治目的。党在这一时期对劳动模范塑造的探索为我们研究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劳动和群众政策提供了文本与实践支撑。

三、太行根据地劳动模范生成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以其鲜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对于长期处于压迫下的人民，中国共产党赋予他们劳动主体地位，将普通劳动群众作为表彰对象。这种工作方法超越了以往的认识局限，真正从制度和实践层面保障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太行劳动模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其孕育的精神价值在现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新时代宣扬劳动精神提供了丰厚而宝贵的历史滋养。

当下劳动行业呈现多形态发展趋势，劳动者可以通过多样的形式参与社会生产实践。但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网络深度介人劳动过程，信息的快速传播和虚假错误信息的蔓延，会给劳动者带来负面影响：部分劳动者在复杂的信息干扰中无法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劳动模范群体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力量。我们应充分发掘其形象价值，通过正面宣传强化劳动模范的社会引领作用，使劳动模范的榜样风范与正确的劳动观，在当下依然能释放持久的精神动力。挖掘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例，在宣传中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相结合，既能增强社会动员的实效，更能推动社会共识凝聚与治理效能提升。劳模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先进个人进发的强大内生动力。广泛弘扬劳模精神，可以在全社会营造自下而上的良好社会风气，鼓励更多劳动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3]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1卷（1924-1949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541.

[4]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