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亨利王子的追随者——驾驶卡拉维尔帆船，离开里斯本，再次沿着非洲大陆海岸南下，向着那个岬角探险。当船队接近南纬40度到60度之间时，他们经历了“咆哮西风带”的终极考验。

迪亚士在南纬35度遇险，只被西风带扫了一下，他的船队便不知身在何处了。幸运的是，他们未被卷入“咆哮西风带”，而是向南顺着风暴漂移，进入了一个避风港湾。

直到发现海岸线，他们才知道自己已经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了。为纪念此次探险，迪亚士将这一最南端的岬角命名为“风暴角”，他的赞助人葡萄牙国王诺昂二世又将其改名为“好望角”。直到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来到这里，绕过风暴角，进入印度洋，直奔印度，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航道才终于打通。

郑和与亨利王子为同一时期人，应该说，他比迪亚士更早地面对了“咆哮西风带”的考验。1417年他率领舰队第五次下西洋，据说是七次下西洋中探索得最远的一次。船队过红海，沿非洲大陆东岸南下，却未能绕过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郑和为什么没有绕过好望角？

西风带上，西风格外强劲，西风洋流不得不环绕地球由西向东浪涌，形成西风漂流。迪亚士和达·伽马皆由西向东被西风漂流推着走，虽有风险，却顺风顺水；而郑和则是由东向西逆风扬帆，逆水行舟。当一支庞大的船队面临西风漂流之际，郑和该如何应对？

除了西风带的阻碍，郑和还被一个非常牢固的观念所束缚，那就是当时流行的“天圆地方”说。

据明朝人罗懋登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当郑和舰队抵达“天方国”时，国王对他讲，“天方国”就是西海的尽头，前方再无国土。郑和不信，命令船队继续前行。不料，前哨船果真撞上了陡崖，再往前去，可能就会从大地的边缘掉下去。郑和以为真的到了“大地的尽头”，便停止前进。虽然是演义，但演义反映的观念却不会错。相比之下，当时欧洲人正处在文艺复兴时期，重启“地圆说”，刚好适应了大航海的需要。

最早证明大地是圆形并提出“地球”概念的，是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

中国古代也有人认为，天体为球形，并沿着倾斜的极轴转动。但这一观点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天圆地方”说。

思想引导行动，观念决定行程。当郑和在“天圆地方”的思维定式下决定返航时，西方的后来者则怀着“地圆说”的信念直接开启了大航海。

郑和落伍了。他的落伍并不表现在国力上，那时的大明航运体量，即200多艘船、2.7万多名船员组成的远洋船队，与葡萄牙的船队相比无疑是巨无霸级的，但亨利王子比郑和多了几样东西：航海学校、《马可·波罗游记》以及一个明确的“到中国去”的目标。郑和没有这样一个目标，他也不知该往何处去。朱棣没有为他提出新目标，他也就没有新追求。他要解决的，都是一些朝廷遗留的老问题，诸如寻建文帝、朝贡贸易，或从战略上制衡西域等。

即使同样来到好望角，带着问题和没带问题，做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的差别，决定了后来数百年的历史。

明初，太祖有“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成祖朱棣还是让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呢？

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做赔本生意，赔本生意做一次就够了，哪能一连做7次？一支2.7万多人的海军队伍，长年累月，游弋海上，需要多少给养？食物和淡水不可能全带上，沿途采办，除了靠交换，如瓷器、茶叶等，还要靠制海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远征军，开辟了中国的海权时代。

但郑和所至的海域，依据的还是宋元时期的海图。迪亚士、达·伽马和哥伦布都是航海家，郑和不是；他们是新航路的开辟者，郑和则是沿着成熟的航路航行的国家使者；他们可以自由航行、自己做主，郑和不行，他不是探险者，不能去探索未知。他的整个航行，必须根据既定的海图，不能偏离亚非大陆，这是由于他本人的航海经验不足，更是基于明朝制度，制度规定了他的航行路线和去处。

即便到了好望角，他也只能掉头回去，可葡萄牙人达·伽马一拐弯就过去了。此为东西方历史机运的转折点，大明航海时代及其海权思想，随着郑和的逝去而衰落。

15世纪，东西方同步发展，各有其航海时代。

郑和受阻于西风带，大西洋就成了他的隔绝之海，只要回头，他就再也不可能知道大西洋的存在，只能把印度洋当作他的西洋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洋的最南端。因此，历史上所说的“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其实是印度洋。

在非洲大陆的一个历史岬角，如果给予人类一个双向呼应的文明灵感，郑和绕过了好望角，那将是一个多么生动的东西方对话的场景，可惜错过了。

（林冬冬摘自《少年新知》2025年第6期，陈 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