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一九八九年。十七岁的我遭遇了高考的“滑铁卢”。我伤心地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说话，不见人，陪伴我的只有书桌上的几本《读者文摘》。哭累了，我就翻来覆去地看《读者文摘》，看到我终于接受了现实，鼓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打开了紧锁的房门：是《读者文摘》给了我力量。

那一年，是一九九三年。我大学刚毕业，父亲罹患重症，母亲在医院日夜陪护，而我不得不扛起筹措医疗费的重担。那个冬天特别冷，年关临近，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人们堆雪人、打雪仗的欢笑，有家家户户准备年货的忙碌身影。我瑟缩在父亲单位的大门口，等着单位领导开完会出来，希望领导能够批准一笔较大的医疗费用。会议时间无比漫长，心急如焚的我靠着手里那本已经更名的《读者》，熬过了漫长的等待。父亲住院一年多，终是败给了病魔，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是《读者》教会我坚强。

那一年，是一九九九年。女儿出生了，经历剖宫产手术的我，伤口还是有些疼。老公特意从家里拿来新一期的《读者》，翻开给我读里面的笑话。当他读到愚昧无知的妻子问姓侯的客人是“公猴”还是“母猴”时，我再也忍不住笑，伤口一瞬间如同被撕裂了。老公慌了，他慌乱的模样连同那则笑话、那本《读者》，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读者》在我家，成了亲情的见证。

那一年，是二○○二年。因为在其他刊物发表了“豆腐块”，我收到了不少笔友的信，其中一封信来自监狱。写信人把他所犯之罪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还附上了刑事判决书。我多次在回信中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当了解到他在监狱里能看的书很有限时，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近百本《读者》寄给他。后来，由于地址变动，我们断了联系。多年以后，我得知了他减刑五年提前出狱的消息。我想，这里边一定有《读者》的一份功劳。

那一年，是二○一三年。区里第一次开展教师基本功比武大赛，我代表学校参加笔试这个项目。仓促上阵的我惊喜地发现试卷中《读者》的元素还真不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道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判断题，我刚好在《读者》中读到过一篇介绍恩格尔系数的文章！成绩揭晓，我以最高分拿下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是《读者》，给了我驰骋赛场的底气。

二○二五年，作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我，从家里挑选了五十多本《读者》带到教室，把班里一节自习课改为“《读者》课”。上课伊始，我将自己与《读者》结缘近四十年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向学生介绍了我阅读《读者》的经历和收获，讲述了我与《读者》的故事，五十多个小家伙坐得笔直，五十多双眼睛闪闪发亮……

《读者》陪伴我走过迷茫而痛苦的暗夜，也陪伴我迎接灿烂的朝霞，拥抱明媚的春光。人生路上，有《读者》相伴，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丰盈而温暖，从此何惧风雨，又何惧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