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该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诞生，并形成参演与创作大众化、艺术形式民族化、人物塑造进步化、创作态度赞颂化的文艺风格。在特殊历史时期，秧歌剧对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艺术学院创编、排演民族音乐舞台剧《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编导为柴占红，演员则来自理想主义·音乐戏剧坊。剧组师生通过剧目的排演，用音乐链接时空，用舞台剧再现历史，用歌声润心铸魂。

一、创作态度赞颂化

在创编过程中，编导发现信阳地区有很多红色主题的民歌，这些歌曲有谱、有词，但仅以文字的形式存在于文献中，并不被人所熟知，甚至艺术学院音乐专业的师生都鲜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信阳处于大别山革命老区核心区域，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都是鄂豫皖边区核心根据地之一。信阳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五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走出了许世友、李德生、尤太忠、郑维山等多位开国将军，留下了多处革命纪念地和旧址，见证了数十万中华儿女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宝贵生命的英勇壮举，创造了“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是大别山精神“坚定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现实写照。[3由此可见，信阳是一片红色的热土，这里有值得被中国人铭记的历史，这里的红歌中每一段旋律和歌词的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自己的方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基于以上思考，编剧柴占红决定把这些红色民歌与革命历史故事相结合，用音乐舞台剧的方式再现历史场景、讲述革命往事，并在实践和演出的过程中，对演职人员和观演人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从而“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从创作态度来看，民族音乐舞台剧《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具有赞颂化的特点。赞颂化作为秧歌剧的一个典型特点，在特殊历史时期，不但落实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要求，也极大激励了人民群众，扩大了全民抗战统一战线。④而在当今社会，当我们再次面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这种创作态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我们应该深入地宣传，热情地赞颂，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使他们不忘历史、缅怀先烈、砥砺前行。《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旨在通过赞颂特殊历史时期人民群众、英雄人物，激励当代大学生勿忘历史、奋勇前行。这种创作态度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批示相吻合，旨在"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5]。

二、人物塑造进步化

民族音乐舞台剧《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采用现代与历史相呼应的叙事方式讲述故事，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进步化的特点。剧情从现代一堂普通的声乐课开始：受某些文化现象影响的信阳学生小邬，在并不了解作品的情况下，武断地认为声乐老师布置的传统民歌已经过时，“不好听，不想唱”，对此，老师并未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巧妙地从家乡、历史的角度，引导学生理解传统民歌的文化和艺术内涵，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引导学生主动去做家乡红色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播者。小邬虽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却代表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今网络信息繁杂，良莠不齐，真伪难辨，很多青年人容易在并不真正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受某些文化现象的影响，对一些事情产生片面的认知，这些认知一旦产生就很难改变。当今青年的思想需要得到正面引导，因此，让众多“小邬”在观剧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我、正确认识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是主创团队编创该剧的初心。

《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还塑造了如下几个角色：饥肠辗辗的樵夫哥“忍饥把家还”、走投无路的扁担哥“到处难存身”、落魄潦倒的军阀兵“死里逃生”等。当他们“肚里饿得乱咕噻”，便会“心中自思量”；当“主意打停当，饿死真冤枉”的思想蔓延，当生存的压力袭来却又无路可走时，在“革命”口号的召唤下，他们的生命便重新找到了定位和方向。“人穷志不短，大山要推翻”，“投入红军枪杆扛，革命求解放”，“打倒万恶老封建，建设鄂豫皖”，“挺进大别山，找咱红军的大部队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不畏强暴、同仇敌忤、视死如归，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先锋的大别山精神。这些人物的塑造都具有明显的进步化的特点。此外，妻子从“你要常常来书信”到“英勇杀敌莫动摇，家里事情我照料”的态度转变；从“老娘泪纷纷”到“农友啊，穷人快革命！”的心态变化，都是人物塑造进步化的体现。

人物塑造进步化作为秧歌剧的一个特点，旨在以进步的人物形象代替旧秧歌中被五化了的人民形象，特别是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试图打破封建思想的禁锢，传递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进步思想。[6在当今红色舞台剧作品中，这种塑造方法仍然值得被借鉴。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同理，“艺术无国界，艺术家有国界”，而艺术表达，特别是红色舞台剧作品的创作，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塑造进步的人物角色，从而树立榜样，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民众前进，让大别山精神在新时代彰显与时俱进的文化价值。

三、艺术形式民族化

从音乐、台词、服装、表演等方面分析，民族音乐舞台剧《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借鉴了秧歌剧，充溢着民族化的底色。该剧本的创作围绕信阳地区的红色历史展开，以“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为导引，歌颂了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党员、群众，从而使剧本创作本身具有民族化的底色。剧中人物也是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农友、工友、老师和学生等，他们的服装、语言、道具都具有浓郁的家乡特色。例如，男人标配的白汗衫与粗布蓝、母亲手中的针线筐、樵夫肩上的竹扁担，以及妻子身上的小背篓，无不诉说着独属于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的故事。

当然，最具民族化的还是剧中的音乐和歌词。该剧中的音乐全部来自信阳地区的原生态民歌，包括新县民歌《卖柴歌》《穷人小调》、固始民歌《参加红四军》《十杯酒》等。这五首民歌以民族五声和六声的徵调式、宫调式为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在舞台表演上，《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使用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手、眼、身、法、步的肢体语言。例如，演员借助传统的表演手法，让盼归的妻子深夜张望的形态、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抽泣转身的背影、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樵夫的疲态跃然于舞台之上，深入人心。

“向民间学习，向群众学习”是毛泽东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方向性指导，也由此形成了秧歌剧艺术形式民族化的特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蕴含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信仰，是我们需要传承的血脉。在当今社会，艺术形式民族化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艺术创作者需要不断为民族艺术注入新的活力，使传统艺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四、参演与创作大众化

民族音乐舞台剧《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从创作和参演角度上呈现大众化的特点。在创作上，该剧从一位大学生的日常课堂小事件展开，整个叙述过程通过“我”一父亲一爷爷三代的人物关系进行串联，使得整个故事不脱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大众化的特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8]当年的秧歌剧通过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使舞台表演更接近群众、贴近生活；通过鼓励群众参与演创，使剧目在内容和形象上都更具人民性，最终使剧目表演得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共鸣。这种大众化的方式实现了对群众的教育与革命思想的普及。因此，民族音乐舞台剧《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在创演中，力争让更多学生参与进来，用角色触摸历史，体验生活，走近英雄，感知红色文化，在实现自我教育的同时，带领更多年轻人学习革命史、传承红色基因。例如，剧中共有6段对话和5个唱段，全部由学生排练完成。在演员的选拔上，导演特意挑选了几位信阳籍的学生参与到主要演出阵容中，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

此外，秧歌剧的大众化，是指坚持走群众路线，号召更多群众参与进来，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感同身受的内容进行作品创演，从而使群众产生思想碰撞和共鸣，实现革命思想大众化的宣传和教育。对于新时JJZKHte+fPUamrK9iryvOw==期的红色音乐舞台剧，大学生同样希望看到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从而形成共鸣、共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众化依然是现代舞台剧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五、结语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兴起的秧歌运动，通过走群众路线，结合民间传统艺术，创造性地通过秧歌剧团结了群众、展开了政治宣传，并形成了大众化、民族化、赞颂化、进步化的文艺特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秧歌剧配合革命需要，发挥了重要且独特的历史价值。在21世纪的今天，借鉴秧歌剧的成功经验，民族音乐舞台剧《红色民歌中的信阳故事》将信阳地区的红色革命历史故事与优秀民族音乐文化相结合，旨在让新时代的大学生通过沉浸式的艺术体验，深刻领悟革命精神的内核，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激发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情怀。这种将地域文化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的探索，为红色音乐舞台剧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实践范本。

参考文献：

[1]胡博，张岚月．秧歌剧的教育价值与当代应用[]：中国戏剧，2022（7）：89-91.

[2]郭荣春，吴锋．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N/OL].解放军报，2022-06-06（7）[2025-05-15].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22-06/06/content_317099.htm.

[3]岳奎．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内涵与弘扬]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7）：61-64.

[4]王盈琪．东北解放区文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0.

[5]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 OL].（2021-03-30）[2025-05-15].https：//www. gov.cn/xinwen/2021-03/30/content_5596770.htm.

[6]王树荫，汤．延安新秧歌剧的价值导向与历史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22（1）：33-41.

[7]赵宇涛．论延安时期红色歌曲与延安精神的传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14（3）：103-108.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唱响家乡品读河南—用河南民歌文化推进高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SJGLX0221。

作者简介：柴占红（1977一），男，河南南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民族音乐；蔺丽君（1984—），女，河南登封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民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