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沂蒙地区作为有名的革命老区，孕育了独特的沂蒙精神。这种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的精神品质，不只是革命年代留下的历史见证，更深深植根于地域文化的血脉之中。[乡土音乐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地域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双重功能。因此，如何将沂蒙精神渗透进音乐文本、旋律结构与表演形态，又如何在审美层面重塑乡土音乐的文化品格，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学术议题。

一、沂蒙精神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意蕴

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沂蒙人民坚韧的品格，在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革命文化与齐鲁文化结合，形成振奋人心的沂蒙精神。

（一）革命传统与集体记忆的凝练

沂蒙精神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的革命实践，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精神丰碑。在那段峥嵘岁月中，沂蒙山区涌现出“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等英雄群体，她们救助伤员、用肩膀架起火线。这些历史事件经过口耳相传和文艺创作不断得到强化，逐渐沉淀成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集体记忆。音乐作为记忆的重要载体，把革命年代的苦难辉煌与牺牲坚守凝结成旋律、歌词，让沂蒙精神实现代际传承，成为维系地域认同的精神纽带。

（二）朴实坚韧与奉献精神的精神底色

沂蒙精神的核心品质根植于沂蒙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存状态。这片王地山多地少、十年九旱，恶劣的自然条件锻造了沂蒙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在革命斗争中，这种朴实品格升华为无39ozZrosb4BcMVDIj+n5hg==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即“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种精神底色既体现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支前工作里，也延续至和平时期的建设实践过程中，乡土音乐借助质朴的语言和厚重的音调表达这种精神气质，让听众在艺术体验时感受到源自土地与人民深沉的情感与坚韧的力量。

（三）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织

沂蒙精神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红色革命文化与齐鲁传统文化、沂蒙地域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齐鲁文化中的儒家忠义观念及尚武精神为沂蒙精神提供了生长的文化土壤；而沂蒙山区特有的民俗风情、方言俚语及生产生活方式，赋予了沂蒙精神鲜明的地域标识。在音乐文化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文化交织的表现特别明显，其中既有革命歌曲的激昂豪迈之感，也有民间小调的婉转悠扬之韵；既传唱红色革命故事，也吟咏浓浓的乡土情怀。红色基因与地域特色相互渗透，彼此成全，让沂蒙乡土音乐形成了革命性与民间性、时代性与传统性深度交融的特征。

二、沂蒙精神在山东乡土音乐叙事中的渗透

长久以来，振奋人心的沂蒙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特别是《沂蒙山小调》《沂蒙颂》等代表性作品，是沂蒙精神在音乐上的具体体现。

（一）歌词文本中的艺术承载与情感表达

沂蒙乡土音乐的歌词文本承载着沂蒙精神深刻的情感内核，通过具象化的意象选择与叙事策略，实现了精神的艺术表达。例如，《沂蒙山小调》中“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反复咏唱，将对故土的眷恋和革命记忆进行融合，交织呈现了家园意识与革命情怀[3；《沂蒙颂》中“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的艺术形象，创作灵感源于以“红嫂”明德英为代表的沂蒙妇女群体的感人事迹，用质朴生活细节诠释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歌词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强化情感认同，将个体经验上升为集体表达内容。在当代文艺创作中，民族歌剧《沂蒙山》（2018年首演）的唱段《等着我，亲爱的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其歌词“沂蒙山的石头硬，沂蒙的人儿更硬”运用比兴手法，把地理环境与精神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以山石之坚来比喻人格之坚韧。这些作品大量运用“沂蒙山”“沂河水”“红土地”等地域符号，不但标识出地理空间范围，更承载着苦难、坚守、奉献的精神记忆，使歌词文本成为沂蒙精神可感可触的情感载体。

（二）曲调风格中坚毅与豪放的气质展现

在曲调构建上，沂蒙乡土音乐呈现出鲜明的精神气质特征，旋律线条的走向与音程关系折射出沂蒙人民坚毅豪放的性格底色。[4沂蒙传统民歌，如《沂蒙山小调》《临沂小调》大多采用五声调式，音域宽广且起伏较大，特别善于运用大跳音程展现山地民歌高亢特质，与沂蒙山区崎岖的地理环境形成同构关系。诞生于沂蒙地区的革命歌曲，如《跟着共产党走》（1940年创作于沂蒙山区），在旋律创作中吸收了民间音乐的养料，并创新性地融入进行曲节奏，采用坚定有力的附点节奏型和十分突出的强拍处理，营造出昂扬向上的精神气势。同时，在旋律发展方面，常见级进与跳进交替使用的情况，既保持了民间音乐朴实自然的特点，又注入了革命斗争的刚健力量。这种刚柔并济、豪放中见坚韧的曲调风格，正是沂蒙精神在音乐语言层面的生动写照。

（三）演唱方式中群体性与亲和力的传递

沂蒙乡土音乐的演唱方式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性与文化性，通过声音形态与表演形式，传递出集体精神与民间情感。传统演唱擅长运用本嗓直声，音色质朴自然且不刻意追求声乐技巧修饰，这种“原生态”风格拉近了音乐和民众之间的距离，强化了其亲和力与感染力。群体合唱是沂蒙音乐的重要表现形式，不管是劳动号子、秧歌调还是革命歌曲，都强调集体参与及声部之间的融合，个体声音消融在群体声浪当中，彰显团结协作的精神品质。其演唱场景大多植根于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等生活空间，伴随着劳动生产、节庆仪式而逐步展开，让音乐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去精英化、强调共享性的演唱传统，促使沂蒙精神里的平等意识、集体主义通过声音实践具象化，实现了精神价值的社会化传播。

三、沂蒙精神对乡土音乐审美格局的塑型

沂蒙精神贯穿于音乐作品中，打破了生硬的说教式宣传，使听众在艺术欣赏中自然完成价值认同的内化，实现润物无声的精神传递。

（一）音乐审美与乡土情怀的统一

沂蒙精神的介人，重塑了山东乡土音乐的审美取向，使其在艺术表达中实现了革命理想与乡土情感的深度统一。传统审美观念中对“土”的认知不再停留在粗犷原始表层，而是被赋予朴实无华且真挚深沉的精神内涵。[5音乐创作者保留民间曲调，在泥土气息中自觉注入革命情怀与时代精神，让作品既有田野山歌的自然韵味，又有昂扬向上的理想光辉。听众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熟悉的方言音韵和乡间旋律带来的亲切感，还能从中体悟到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这种审美格局的形成让沂蒙乡土音乐超越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承载集体记忆和传递精神价值的文化符号。乡土不再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而是革命传统发源地和精神力量蕴藏所，音乐审美由此获得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神维度。

（二）民间仪式与红色记忆的相互呼应

沂蒙乡土音乐在民间仪式活动中的实践呈现出传统礼俗与革命叙事交融互渗的文化景观。例如，春节秧歌、庙会社火等传统民俗场合不仅保留了祈福纳祥的原始功能，还融人了歌颂英烈、缅怀先辈的红色主题；在婚庆喜宴上，《绣荷包》《包楞调》等传统节目常会与《沂蒙山小调》等红色民歌相继上演，既烘托了喜庆氛围，又传递出地域文化认同；农历“六月六”沂蒙山区庙会上，既有传统戏曲小调演出，也穿插红色歌舞表演，让民间狂欢与革命叙事共存于同一空间。又如，在村头的广场文艺活动中，老年秧歌队在扭秧歌时配以《跟着共产党走》等革命歌曲，传统舞步与现代旋律相得益彰；在农忙时节，田间地头劳动号子融入革命年代支前内容，将生产劳动和历史记忆自然衔接，这种仪式实践让红色记忆获得周期性强化与再生产，使民间音乐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仪式烘托的情感氛围和音乐感染力的相互加持，让参与者在集体行为中完成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促使沂蒙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持续激活与传承。

（三）价值认同与艺术感知的融合

沂蒙精神通过乡土音乐实现价值理念的审美化转换，使抽象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艺术形式，使听众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于艺术审美里自然完成价值认同。当《沂蒙山小调》的旋律响起，唤醒的不只是人们对家乡山水的记忆，还有人们对革命传统与奉献精神的情感共鸣。音乐的节奏韵律、音色质感和情感起伏，都成为价值传递媒介，让听众在愉悦审美体验中接受潜移默化的精神熏陶。这种融合打破了说教式宣传的僵化模式，使价值观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入人心，让年轻一代在艺术实践中理解父辈的精神世界，完成代际之间的价值传递；适当的融合也让沂蒙的乡土音乐成为连接理性认知与感性体验的纽带，促使沂蒙精神在审美愉悦中实现有效传播与持久认同。

四、沂蒙精神在乡土音乐文化建构中的意义

正是因为沂蒙精神的存在，“沂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成为精神传承的标识。

（一）精神信仰的艺术化呈现

沂蒙精神通过乡土音乐获得了超越历史事件本身的象征性力量，成为可以反复诠释、持续激活的精神信仰符号。音乐依靠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将抽象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理念转化成具体可感的旋律与歌词，每一次《沂蒙颂》的演唱，都是对红色精神的重新唤起，每一曲《沂蒙山小调》，都是对革命传统的再度确认。音乐的重复性与仪式性特征，让沂蒙精神在代际传承里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这种艺术化呈现并非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将历史记忆升华为超越具体时空的价值信念，当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中传唱这些歌曲时，沂蒙精神就完成了从历史叙事到文化象征、从革命记忆到精神信仰的转化，成为凝聚人心且指引方向的精神灯塔。

（二）集体身份的文化表达

在文化建构中，沂蒙乡土音乐承担着集体身份标识与认同建构的象征功能，成为沂蒙人辨识自我、区别他者的重要文化标志。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出游子，在听到熟悉的沂蒙民歌旋律时，都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情感反应超越单纯地域认知，指向一种共享的精神特质与文化身份，“沂蒙人”不再只是地理概念中的群体指代，而是一个承载着坚韧、朴实、无私、担当等特定精神品质的文化身份。音乐通过集体传唱和共同参与的方式，不断强化这种身份认同，让个体在群体性艺术实践中确认自己的文化归属。同时，沂蒙音乐成为地域形象的名片，向外界传递沂蒙精神的文化内涵，这种身份的文化表达，让沂蒙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着清晰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辨识度。

（三）时代气息与传统根脉的共生

沂蒙乡土音乐的文化建构呈现出革命现代性与民间传统性和谐共存的象征格局，实现了时代精神与文化根脉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沂蒙乡土音乐保留了山东民歌五声调式、方言演唱、口头传承等传统特质，吸纳了革命歌曲进行曲节奏、集体合唱等现代元素，形成独特的文化混合体。这种共生关系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展现出文化发展的动态性与包容性。另一方面，沂蒙精神作为联结纽带让传统民间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力与时代意义，使革命文化深深扎根于深厚的民间土壤。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沂蒙音乐持续创新表达形式，融入流行元素，始终保持精神内核的稳定性。这种象征意义昭示着，真正的文化传承并非僵化复古，而是在坚守精神根脉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五、结语

沂蒙精神与山东乡土音乐的交融，展现了红色文化与民间艺术相互滋养的生动范例。山东乡土音乐凭借独特的艺术语言，赋予了抽象的精神品质可被感知、可供传唱的艺术形态，使其成为生动的文化符号，在历史传承和当代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凝聚人心、塑造认同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这一文化现象，对于弘扬革命精神、传承地域文化、构建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周咏歆．民族歌剧《沂蒙山》的沂蒙精神及其象征性互动．黄河之声，2024（19）：52-55.

[2]齐柏平，程小菩．沂蒙红色音乐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兼论沂蒙精神的音乐表达[]．沂蒙干部学院学报，2023（4）：81-88.

[3]刘萍丽．歌剧《沂蒙山》的音乐特征与内涵解读]．戏剧之家，2023（14）：50-52.

[4]白桦．民族歌剧《沂蒙山》的音乐图景与主旋律表达[]．四川戏剧，2023（2）：95-98.

[5]赵芹．黄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研究：以齐鲁音乐文化为例[]．黄河之声，2022（21）：4-7.

作者简介：石恒聪（1980—），男，辽宁鞍山人，本科，中级馆员，研究方向为群众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