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浪潮，女性意识也随之逐渐觉醒，文学领域涌现出许多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与作品，丁玲正是这一领域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生动刻画了一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一一位悲哀的“绝叫者”。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发表于1928年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日记体形式深刻展现知识女性内心世界、大胆书写女性情欲与精神困境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记叙了主人公莎菲女士在北平养病期间的情感与思想波动。其主要故事情节围绕莎菲与两位男性一忠厚懦弱、痴恋却无法理解她的苇弟，以及外表俊美、风度翩翩但灵魂庸俗空虚的南洋华侨凌吉士的情感纠葛展开。在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以及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与社会现实的重重束缚中，莎菲发出了痛苦而叛逆的“绝叫”，成为“五四”退潮后彷徨、苦闷、挣扎的新女性典型。莎菲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成果，更展现了丁玲在初期创作中对女性命运的真切观照，体现着女性意识。

一、对传统的反叛

在“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莎菲背叛了封建礼教束缚，踏上了离家出走的漂泊之路。她对传统社会强加于女性“温良恭俭让”的规训不以为然，更不满足于一辈子相夫教子的人生，而是渴望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生活。这种思想促使莎菲走向了对传统的反叛之路。

莎菲的反叛之路从她毅然离开家庭，独自前往北平开始，从这时，她就过上了与传统规训下的女性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旅馆养病期间，尽管生活空间逼仄—“四堵粉垩的墙，一块白垩的天花板”，日常起居生活单调乏味，住客、伙计、饭菜等也使她厌烦，似乎从一个“四方天”来到了另一个“四方天”，但她宁肯在这样的环境中消磨时光，也不愿回归深受束缚的家庭。外面的世界虽然很无聊，但在旅馆里的她是自由的，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对家里的安排盲听盲从的深闺小姐。无论是她离乡背井以求脱离家庭掌控的选择，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安排生活的行为，都是对传统女性生活模式的直接挑战，更代表着女性个性解放意识的觉醒。

日记中，莎菲对为取悦男性而精心打扮的赵小姐并不认同，她认为赵小姐丧失了自我。莎菲对赵小姐的态度，体现了作者对这类依附型女性的否定态度，同时也展现了莎菲对摆脱传统束缚的追求，以及她追求自我价值、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意识。

对传统价值体系中对女性的规训内容，莎菲表现出深深的反叛意识。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与温柔顺从对她来说是精神枷锁。她曾在日记里写下她不愿意听到的那些劝她安分守己的话，这种明确的拒绝态度表明：莎菲的反叛不仅仅是感性的冲动，而是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一一她希望女性能获得精神与思想的双重解放。

二、对男性的反凝视

“性别支配是当今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概念。”[2在传统社会中，男性通常是“凝视”的主体，而女性则是“被凝视”的客体。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这种传统的凝视关系被打破，莎菲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凝视”，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苇弟对莎菲的爱热烈而卑微，但莎菲不仅没有被打动，还对他“傻气的殷勤”感到无趣。面对苇弟的不懈坚持，莎菲不像传统恋爱模式里的大多数女性那9rgl06qA9Idwdfl1zaZxRBTddwY9nOSvRFf6TZ0o88s=样被动地接受、一味地照单全收，而是懂得以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和审视。哪怕苇弟表现得再忠实，莎菲也并不会因此而动心。

苇弟性格软弱，思想平庸，在对待感情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时，缺乏应有的勇气和果断。在与莎菲的交流中，他经常谈论一些“让人厌烦的家长里短”。莎菲厌恶苇弟这“懦弱的性格”，更不满足于传统社会中男性主导的、以物质和权力为中心的关系模式，而是追求一种基于精神共鸣和思想平等的两性关系。她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对男性的思想境界进行审视和批判，也就是所谓的“反凝视”。

莎菲不仅能对处于低位的追求者苇弟保持清醒，即便面对心仪的凌吉士，也始终能理性审视。在外貌上，凌吉士“顾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莎菲没有因他的美貌而陷入盲目的迷恋，而是冷静评估对方的精神品质。

从叙事策略上来看，日记体的叙事形式也为莎菲的反凝视提供了安全的话语空间。在传统公共话语中，女性对男性的批判常被视为“越界”，是不符合主流价值的。而日记的私密性使莎菲得以毫无顾忌地大胆书写内心的真实想法，也因此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莎菲的真实心理。[3]

此外，日记以“我”的口吻叙事，也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作为“他者”的描写范式。莎菲在日记中反复使用“我认为”“我判断”“我拒绝”等主体性表达。这种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强化了女性作为认知主体的存在，使女性不再是“被言说对象”。

三、情感追求中的女性主义表达

莎菲对理想爱情有着独特而执着的理解。她渴望与恋人在灵魂层面达到高度契合，能够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在她看来，爱情不应仅仅局限于物质的满足和外貌的吸引，更重要的是双方在精神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她对苇弟和凌吉士的情感态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忠实可靠的苇弟为莎菲提供了许多帮助，也给莎菲孤寂无聊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安慰。但这种表面关怀并不能使莎菲接受苇弟，因为苇弟不懂她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哪怕莎菲给苇弟看过她的日记，苇弟也无法理解莎菲的精神世界，二者的精神层面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事实上，莎菲对苇弟的称呼就已经向读者透露了这一点。苇弟比莎菲还年长四岁，可若论精神境界，苇弟确实是处于一个相对幼稚的地位，以致莎菲不得不以“弟”相称。精神层面的不匹配，使莎菲大胆地发出了“他不懂我”的真实心声，这样的发声突破了以往情感关系中女性一味顺从的模式，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莎菲讨厌苇弟用强烈的爱迫使她向下兼容，这违背了她对于灵魂共鸣的追求。她敏锐地察觉到苇弟在以爱相挟，于是高呼出声。莎菲对于情感霸权的警惕，深刻体现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

面对凌吉士，莎菲不只看见了他俊美的外壳，更看见了那外壳下空洞的内心，因而不会被他英俊的外表所蒙蔽。在日记中，莎菲毫不留情地批判凌吉士的浅薄。她看到他在社交场合中的虚伪自私，以及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批判他毫无精神高度。但哪怕知道凌吉士的本质是如此的庸俗鄙陋，莎菲也无法放弃对凌吉士的欲望，她在这份灵与肉的挣扎中受尽折磨。

这种矛盾的情感体验反映出莎菲对灵魂共鸣的高度追求，以及她不愿在爱情中委屈自己的思想。即便面对凌吉士令她满意的外表，她也依然坚守着精神平等的底线一她追求真正平等、相互尊重、高度契合、心意相通的爱情关系。莎菲对凌吉士的这份矛盾的爱，使莎菲这一角色具有完整的人物弧光，并深刻体现了丁玲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正如丁玲本人所言：“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也更懂得女人的痛苦。”[4]

在作品中，丁玲对莎菲的情欲也大胆地进行了描写，这在女性文学创作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情欲一直被刻意压抑和忽视，情欲的张扬被视为不道德。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应该保持贞洁和矜持，其对情欲的任何表达都会被视为违背道德规范，并受到社会的遣责和批判。在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情欲也往往是一个禁忌话题，很少被正面描写和探讨。

然而，丁玲通过莎菲这一形象打破了禁忌，真实地展现了女性对待情欲的态度。莎菲对凌吉士身体的渴望在作品中被毫不掩饰地呈现出来。她细致地描绘凌吉士的外貌，如“那高个儿，那嘴唇，那眼光”字里行间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冲动。这种对男性身体的欣赏和渴望，在传统文学中极为罕见，尤其是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如此直白的描写，更为罕见。丁玲通过这种方式，将女性的情欲从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其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莎菲对情欲的态度并非简单的冲动和放纵，而是伴随着深刻的内心纠结与思考，这也让情欲描写的价值更为深刻。[5她面对凌吉士时矛盾的心理状态在日记中被反复提及，她不断反思自己的情欲，对自己的行为既感到兴奋又充满愧疚。例如，她在日记中写道：“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这种对女性情欲复杂性的刻画，展现了女性在面对情欲时丰富的情感和理性思考。丁玲通过莎菲的形象，体现了对女性作为完整的、具有情欲的个体的尊重，进一步丰富了女性主义的内涵，为女性在情欲表达领域争取到了话语权，推动了女性重新认识和理解自身的身体和情感。

四、自我觉醒后的困境与挣扎

“五四”时期，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变革的迹象，但整个社会仍然是男权思想占主导，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社会环境对莎菲的追求和理想形成了巨大的束缚。

首先，女性解放需要实现经济独立。但在当时，女性就业机会严重缺乏、社会地位低下。在当时的社会职业分工中，大多数重要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经济收人的职业都将女性排除在外，女性能够从事的职业往往局限于一些低薪、低技能的工作，如纺织女工等。丁玲本人在“五四”时期也曾因无法获得教师职位而辗转漂泊。因此，哪怕莎菲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她也难以摆脱这种就业困境，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经济的无法自主，使得她在生活上不得不依赖他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自由和发展，使她难以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这种经济上的依附性使莎菲的独立宣言显得尤为苍白无力。她栖身的旅馆，象征着她脱离家庭的“自由”空间。但这空间本身是租来的，其维持仍然依赖于她的家庭的经济能力。她可以拒绝苇弟的爱，却无法完全拒绝他带来的些许物质便利和情感慰藉。莎菲在精神层面的反叛和对平等爱情的追求，始终悬置在半空。莎菲的困境揭示了“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若仅停留在思想反叛层面，而不触及经济独立这一根本，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女性依然难以摆脱对男权社会结构或男性个体的隐性依赖。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论断：“女人正是通过工作跨越了与男性隔开的大部分距离，只有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6

其次，在文化层面，大众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可改。哪怕思想解放潮流已经掀起，但当行为和思想一旦超出人们的固有印象，就会被视为异类，受到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莎菲的思想和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过于前卫和叛逆，其所作所为与传统女性价值体系并不相符，难以被身边人理解。因此，她的追求和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脆弱无力一她不仅无法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常常因此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

最后，在个体层面上，莎菲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世俗生活的不屑让她难以融入周围的社交圈子。她渴望找到与自己精神契合的人，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如愿。这种可悲的隔阂使莎菲感到孤独空虚、无所适从，但她又不愿意放弃反抗与追求。于是，这种痛苦的挣扎让她变得狷傲孤僻，终致心理病态，成了“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7。丁玲对于莎菲矛盾挣扎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女性觉醒后的迷茫与彷徨。在时代浪潮中，狭隘的个性主必须寻求自我突破，才能拥有真正的精神价值。

五、结语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丁玲的代表作，通过对莎菲女士这一独特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刻展现了丁玲早期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莎菲这一标志性人物，展现了女性在寻求独立、自由及追求爱情过程中的艰难性、矛盾性与复杂性。日记并非莎菲个人心理的流露，而是那时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女性共同的心路历程。《莎菲女士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自我解放之路上的不懈追求，以及她们在这一求索之路上展示出的勇气与智慧。

参考文献：

[1]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60.

[2]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3]刘知凝．莎菲的“声音”：《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Ⅲ]．名作欣赏，2025（8）：90-92.

[4]丁玲．三八节有感[N]．解放日报，1942-03-09.

[5]孙舒颖．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困境[]．青年文学家，2025（2）：133-135.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43.

[7]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北平），1933（2）：199-202.

作者简介：张语珊（2006—），女，辽宁阜新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