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是中国近代书风转捩的关键人物之一，其书学观兼具传统深度与现代视野。他打破了长期以来碑帖二元对立的局面，倡导“碑帖融合”理念；在创作中，他主张遵守法度与个性创新，强调“由技入道”，为书法艺术探索出一条兼具传承与突破的融合路径。张伯英的辩证思维，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人古为新”的典范，对当代书法在传统继承与个性创新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一、张伯英及其书学观综述

张伯英（1871一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生于江苏铜山县三堡榆庄，系著名诗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碑帖学家。目前研究张伯英作品的较为系统且全面的著作为《张伯英碑帖论稿》，其中收录了不同时期张伯英的手稿，包括《帖平》《说帖》《庚午消夏录》《阅帖杂咏》《法帖提要》等，体现了其完整的书学思想及艺术主张。

张伯英好收藏，善鉴定，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古籍《十七帖》，卷首便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章。他在评唐刻宋拓的弘文馆本《十七帖》时道：“寓研姿于浑古中，如彦和论文之所谓隐秀者。非右军书无此境，非此刻亦不足以传之。”

张伯英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张达、父亲张仁广均喜爱书翰，对金石鉴赏也有一定的研究，这为张伯英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张伯英年少时诗文、书法便已崭露头角。他十五岁师从徐南葵，十七岁转入徐州府学，师从冯煦、桂中行。在他们的指导下，张伯英的学识和书法技艺均得到大幅提升。

张伯英的祖父与父亲对碑帖的品评观直接构建了张伯英对碑帖艺术的认知雏形。同时，其叔父张仁厚精于书画鉴藏，其收藏的古籍名帖为张伯英开拓了艺术视野。到北京以后，张伯英又认识了许多鉴藏名家，如徐树铮、傅增湘、张伯驹等。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张伯英的碑帖鉴定知识越发丰富。

作为中国近代推动“碑帖融合”书风形成的关键人物之一，其“书学观”还受到诸多书法家、鉴藏家的深刻影响，张伯英将自己的书学思想和传统书学相适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了独有的书学面貌。

张伯英的书学观念、艺术实践具有承古开今的现实意义。他既不是泥古不化的守旧派，也不是标新立异的激进派；他不独追随阮元、康有为的尊碑抑帖，而是倡导“碑帖融合”的书学观，“碑中藏帖意，帖中有碑骨”，扭转了清代人们对碑学的片面化认识，重塑了中国书法艺术基因谱系。

张伯英将“以古为师”作为根本，在临摹上主张“博观约取”“神形兼备”。早年，他的临习以颜真卿为本，后攻《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晚年兼学王右军、米襄阳等。张伯英强调用笔的重要性，他认为笔法包括执笔、运笔两个方面，提出“用笔如行路，得其法则不致误入歧途”的观点。在他的书学观中，用笔绝非简单地遵守法度而停留在对古人墨迹的模仿上，而应从近人进而追溯古人，且应具有革新精神，如此才能在书法创作中“独辟境界”。他曾说：“书之为事，学古人难，学近人易，借径南园，上追鲁公，自是一法。”[2]

张伯英倡导“功夫与学养”结合。其中，“功夫”即勤学苦练，他早年临习古帖，临本堆满屋子，晚年仍坚持每日临帖；“学养”即注重文学、哲学等修养对书法的影响，他尤为推崇苏轼、黄庭坚等名家，不仅赞赏他们深厚的学识修养，吸纳其创作理念，以此丰富自身书法的文化内涵。此外，张伯英主张“由技入道”，注重基本功和艺术修养相辅相成，始终遵从书法艺术规律，积极探寻符合近现代书法发展的正确路径。张伯英提出“先立大体，后求精微；先求平正，后追险绝”的观点，在孙虔礼的理论基础上增加了自己的理解，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共性心理表现。

二、中国近代书风特征综述

中国近代书法在历史变革与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面貌。其中，“崇帖”“尚碑”和“碑帖融合”三种流派书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传承与创新，对中国近代书坛的发展融合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崇帖：优雅灵动的文人气息

传统的帖学在中国近代书坛并未断绝，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帖学者们通常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唐宋帖学经典为学习对象，一脉相传。帖学书风在艺术上追求文人雅士的书卷之气；在笔法上讲究精微细致，追求自然流畅的书写节奏；在风格上崇尚典雅，以晋唐法帖为宗，强调韵味而非气势;在应用上多学习晋唐手札和题跋等文人日常书写内容，体现出浓厚的文人趣味。例如，沈尹默、白蕉深入钻研“二王”笔法，通过对笔法的细致分解与亲身实践，形成严谨规范、秀润清朗的书法风格，成为典型的帖学代表人物。

崇帖书风在中国近代虽非主流，但维护了传统笔法的传承，保存了书法艺术的纯正血脉，延续了书法艺术的审美特质，为中国近代书坛增添了风雅，但同时也存在明显局限一一因陈陈相因而乏生机，且面貌多因拟古而无新意。

（二）尚碑：雄浑朴拙的金石气味道

尚碑书风在中国近代书坛占据主要地位。一方面，尚碑在艺术表现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其强调方笔的应用，笔力顿挫、书风厚重，结体开张、气势宏大，风格古朴、雄浑苍劲；另一方面，书法家“以笔为刀”，通过厚重迟涩的运笔，模仿金石铸刻的质感，注重金石味道。正如《启功论书绝句百首》所说：“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3]

康有为便是清末民初碑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表明了自己“尊碑抑帖”的立场，认为北朝碑刻保留着真正的古法，可以矫正帖学末流柔靡病弱的弊端。康有为认为：“南碑与魏可宗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日意态奇逸，六日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4他的书法实践推动了碑学的发展进程。此外，李瑞清作为中国近代的尚碑书法家，因使用“颤笔”效仿金石之感而受人指摘，但依旧能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尚碑的追求与实践。

在中国近代书法艺术中，这些尚碑书法家们经过不断的研究、创作，向书法作品注入一种雄浑朴拙的金石味道，拓宽了书法艺术的审美领域，使得艺术创造得以革新。然而，“尊碑抑帖”不免有失偏颇，若一味追求碑学的金石味道，不免流于粗疏，割裂与帖学文人书卷气的联结，使书法丧失典雅静穆。

（三）碑帖融合：融合创新与多元审美

中国近代出现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他们尝试将碑、帖二者的书风相融，即用碑的雄强、质朴融合帖的妍媚、遒劲。“碑帖融合”是一种极具内涵的表现形式，其不仅是笔法和结体上的统一，也是书法家情感和美感的统一。在笔法上，其吸取了碑学之“方”“骨”和帖学之“圆”“润”；在风格上，其兼具碑学的雄健恣肆和帖学的婉转流畅；在风貌上，众多书法家不为时风所囿，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其中，张伯英便是“碑帖融合”的杰出代表。他将魏碑的峻拔高挑与苏、黄行书洒脱酣畅的风格嫁接，书作兼具碑学与帖学韵味。他尊碑但不抑帖，形成了包容而豁达的书学观。张伯英曾在《阅帖杂咏》中道：“学书过信时贤论，作意先于法帖轻；简牍由来铭石异，是丹非素岂云平。”[5]

此外，于右任、郑孝胥、谢无量等书法家也是“碑帖融合”的实践者。于右任早年学习赵孟顓和王羲之，后受碑学的影响，移情于魏碑。他将魏碑的雄强与草书的流畅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标准草书”，该草书线条刚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郑孝胥、谢无量等人也吸收了魏碑的用笔特点，形成了刚健雄强又不失灵动的风格，打破了碑与帖的界限。

“碑帖融合”改变了碑学、帖学二元分立的局面，为书法艺术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诸多书法家以不同的艺术目标进行实践，构造了这个时期多姿多彩的书法样貌—“崇帖”、“尚碑”与“碑帖融合”。其中，“崇帖”以典雅精致取胜；“尚碑”以雄强刚健见长；“碑帖融合”则刚柔并举、阴阳调和，使碑、帖和谐共生。总体来看，中国近代书法风貌多元共生，给当代书法创作及书法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从张伯英书学观蠡测中国近代书风成因

中国近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书法不仅延续了清代的“尚碑”风格，且有所创新。张伯英书学观的演变轨迹是中国近代书风成因的缩影。通过对张伯英书法艺术发展历程的深入探索，我们可以理解中国近代书风形成的综合因素，进而把握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的深层逻辑。

观照中国近代社会背景，内忧外患的剧烈动荡动摇了人们的诸多信念，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艺术主张由严肃传统走向个性化。书法家们书体、书风的全面革新，都是这个时代的具体写照。

清代早期，帖学以“二王”为宗，崇尚典雅流美的书风，但在清代中后期帖学因过度程式化而失去活力，部分书法家在新文化思潮冲击下寻求变革，逐渐形成“碑帖融合”的新趋势。

清代碑学兴起于乾嘉时期，后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为代表，主张取法秦汉魏晋碑刻，打破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至中国近代，碑学余绪未衰，反而因社会变革与考古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书法家的革新热情，形成了一种近乎狂热的艺术现象。甲骨文、敦煌写经、简牍等新材料的出土，拓宽了书法家的取法范围，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将甲骨文引入书法创作。这一时期，碑学大兴，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等书法家取法秦汉碑刻、北朝摩崖，形成雄强拙朴的风格。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浪潮，让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开始思考书法作为独立视觉艺术的可能，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在这一背景下，书法家更倾向于打破传统束缚，而碑学秉持的“尚质”“尚力”理念恰好契合这一时代精神。

四、结语

张伯英早年遍临法帖、中年主攻北碑、晚年博采众长，清晰地体现了他由临摹传统法帖到自主探索的风格转变。张伯英是多种身份跨界下“以学养书”的代表人物，同时担任书法实践者、金石鉴赏家、书法理论家的角色，他“以古为师”“得笔为要”“工夫与学养并重”“碑帖融合”“独辟境界”的书学观，融合自身家学、师友启迪及时代精神于一体，拓展了书法的审美领域，具备较高的文化品位和学术价值，引领中国近代书法从经验式的创作转向理论自觉式创新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近代书风的方向标，也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做出良好示范。

参考文献：

[1]

[2]

[5]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M]．张济和，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30，308，95.

[3]启功．启功论书绝句百首[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5：23.

[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70：82-83.

作者简介：刘杰（1985—），男，山西临汾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书法学；王襄祥（2001一），女，甘肃定西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书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