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山水画写生-南腔北调2025年18期
A+
A-
返回
《南腔北调》

谈中国山水画写生

山水画写生,是研究、创作山水画的重要的课题。山水画写生是画家体会、理解自然规律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描摹形貌。因此,写生须以自然为师,以内心的感悟为根本,在这个过程中激活传统、服务当代,让山水画在当代再现生机。

一、山水画的写生观念

写生是中国山水画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山水画写生时,画家直接面对自然景物,通过笔墨语言对其进行描绘,在这一过程中画家能够更好地观察自然、感受自然。通过笔墨实践,画家将抽象的笔墨与客观物象相结合,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画家自身的绘画技巧、审美修养,更使画家创作出既符合自然规律、审美规律,又蕴含个人情感的山水画作品。由此可见,写生也是画家主观情思的呈现。

对自然界中客观事物的直接写生能激发画家的创作灵感,成就画家创作中最活跃的时刻。然而,面对客观事物,直接写生并非唯一的写生方式,更深层次的写生观念还包括通过观察物象的外在特点,体会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并将这一过程产生的记忆转化为艺术实践的基础。这其中就有“目识心记”“游观”等多种写生方式。

在山水画写生的过程中,画家进一步锻炼了笔墨实践能力,提升了将客观物象转化为笔墨语言与艺术形象的能力。通过观察自然物象,画家筛选出可融入画面的素材,并在写生过程中摸索出自己的笔墨节奏与构图方式等,最终形成区别于前人、不同于今人的独特画面语言与特点,也就是“个人风格”。自然山川中蕴含着无限的素材,不同物象之中蕴含着独特的精神、气韵,这些都能激起画家无限的创作灵感,而画家主要是通过写生的方式掌握这一切,因此,中国画画家自古就十分重视写生。

二、古人对写生的认识与实践

南朝谢赫提出以“气韵生动”为核心的绘画“六法”理论,其中的“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同后来的写生观念相关,是指画家要根据具体物象来描绘外形和着色,从而增强画面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为创作“气韵生动”的画面创造条件。这样的绘画要求强调了客观物象的外在特征,是写生观念的直接体现。

唐代画家张操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1]的艺术主张,这一主张成为历代学画者心中的纲领性画论,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画的创作。“造化”,是指天地间万物运行的规律,包含世间万物的表象和内在精神。“心源”,则是指画家对于“造化”的感悟与体会,这也是画家作为独立精神主体的核心所在。“师”与“得”,是画家从客观观察到主观感悟的升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造化”为画家提供了多样的客观参考,而写生是实现客观自然物象与主观精神相统一的重要途径。

北宋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提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并非否定形似,而是强调艺术作品不能局限于形似。所以写生不仅仅是描摹自然物象的外形,让画面内容看起来“像”被描绘的物象,更在于深入体会被描绘对象的精神与气韵,表达出物象本身的深刻性,也就是五代山水画家荆浩所言的“真”。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到“度物象而取其真”与“搜妙创真”[2,并进一步说明“真”的意义,即“真者,气质俱盛”。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画家而言,描摹物象的外形并非难事,难的是同时表达出物象的精神气韵,表现出物象的“真”。荆浩深居太行山,观太行四季晦明变化,将眼中所见景物一一描绘、记录下来,以此积累素材,坚持写生实践,自言“携笔写生数万本”[3]。荆浩的山水名作《匡庐图》画面险峻巍峨、气势磅礴,山石结构与林木层次丰富而自然,空间推移有序,既真实反映了自然地貌,又体现出画家高超的画面组织能力,既保留了五代山水画的特点,又体现了独创性、生动性。由此可见写生对其艺术成就的重要影响。

《宣和画谱》中记载了北宋范宽开悟后的绘画心得:“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4]范宽认为,前人学的绘画本就源于对自然界中诸多物象的观察,与其效法他人,不如直接师法自然,但最终要遵从本心。范宽的这一观点与明代画家王履提出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绘画理论十分相近。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清代画家非石涛莫属。石涛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力图突破前人窠白,因此十分重视写生。石涛在写生中创作出与前人不同的画面,已达到主体精神与自然物象交融的境界。石涛强调“蒙养生活”,即自然内在的气韵与物象鲜活的形态结合,并提出“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和

“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的艺术主张。石涛的山水画名作《搜尽奇峰打草稿》(如图1所示)正是一件经典的写生作品,画面中的山形奇特而又自然,没有陈陈相因的习气,是石涛对现实中自然物象的深刻提炼。

画家对于写生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山水画这一画科。史料中记载了五代时花鸟画家黄筌父子、北宋花鸟画家赵昌、北宋擅画猿猴的画家易元吉等的写生事迹,且他们也有相关作品传世。黄筌父子的花鸟画之所以传神,是因为他们对于客观物象的观察细致入微,掌握了所描绘对象外在的表象特征和内在的“理”。黄筌为指导其子所画的《写生珍禽图》,是中国画史上关于画家重视写生最直观的作品。北宋花鸟画家赵昌也以善写生闻名。《宣和画谱》评价与赵昌同时代的画家易元吉:“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5表明易元吉重视对于自然事物的观察,重视眼、心、手相互配合,重视将自然物象以生动、传神的效果表现出来。清代花鸟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谈到花鸟画写生:“今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见一花一萼,谛视而熟察之自然生动,而造物在我矣。”回他强调仔细观察花卉的客观特点,才能做到生动描绘。

古人在绘画写生方面形成的理论以及做出的实践成果十分丰富,共同构成了中国画的写生观。

图1《搜尽奇峰打草稿》 (局部)

三、山水画写生与创作的关系

写生本身就是创作的一种形式。在山水画写生实践中,画家不会也不能像相机一样复制、记录眼前所见之景。写生的核心是“师造化”,即画家主动学习自然的运行规律,把握物象的结构、外形、精神气韵等,并据此思考如何以相应的笔墨语言对物象加以表现。画家面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物象,首先要筛选契合自我表达、能融入画面的元素。因此,从看到自然物象到作品完成,写生自始至终都是以自然物象为参照的一种创作活动,更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作形式。写生将客观物象与画家的真实情感相结合,是画家个人情感、价值取向、当下状态等因素在笔端的综合呈现。也正因如此,不同的画家在面对相同的景物时,创作出的作品面貌、风格截然不同。

画家在面对自然景物时所创作的画面内容,既要符合物象的客观规律,又要符合艺术的审美规律。例如,山水画中讲的“石分三面”“树分四枝”的造型规律,不仅是对于审美规律的要求,更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只有通过这样的造型方式,画面中的形象才会表现出合理、自然的空间关系,而这种空间关系也正是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因此,“石分三面”“树分四枝”实际讲的是空间,明白了这一点后,写生与创作的关系才会更加明确。

晚唐五代画家滕昌佑“初攻画,无师,唯写生物以似为功而已”[7],也就是说滕昌佑刚开始学画画时并非师承他人,而是靠写生,将物象描绘得形象、生动,并因此以画闻名。滕昌佑写生的记载,是中国美术史中较早的关于写生的文献记录,也是写生创作化的早期证明。明代画家王履居住在华山,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主张以自然为师,其《华山图册》是实地写生的典范。王履将眼中所见的华山险峻的山势,以及树木的特征,经过内心的主观处理后用笔墨语言表现在纸上,他的华山题材画作是写生与创作的结合,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的有机融合。这也进一步说明写生与创作是分不开的。

再者,写生是为室内创作积累素材的一种重要方式。五代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论及的“凡数万本,方如其真”[8,正是对其写生实践的总结:他通过大量的松树写生积累素材,最终才能在画面中表达出“真”的境界。这强调了大量收集、提炼素材的重要性。

山水画写生作品往往都是小尺幅作品,这是由山水画这一画科的特点决定的。画家在日常创作中,出于自身创作与表达的需要,往往需要绘制远大于写生作品尺寸的作品,这时写生的画稿便成为提供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换言之,大尺幅作品的创作,9bfa15fe35d8e3e694932000b36e3cef既可以是对写生作品的放大,也可根据需要,将多幅写生作品进行有机组合。这样的创作方式,十分符合当今大型主题创作的需要。

此外,写生不仅是对于眼前实物的描绘,更是一个记录、提炼、筛选、总结、转化的过程。写生能够锻炼画家的观察、感受能力以及笔墨实践能力。《林泉高致》中记载北宋画家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9]的美学思想,这一思想主张画家要亲临山川之中,体验气象变化。而写生恰好能够帮助画家基于面对自然山川时产生的视觉冲击和感情变化,捕捉自然山川的气韵、精神。同时,在山水画写生的过程中,通过对写生对象的结构、形态、空间等关系的分析,结合笔墨语言,我们便能更加准确地表现出所描绘对象的特点,把握其内在规律,为以后的创作打下基础、创造条件。

四、结语

山水画写生对于当今时代的山水画创作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对传统绘画技法、方法的坚守,更是对中华传统文脉的延续,以及对传统绘画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清初画坛以“四王”为主流,笔墨套路、僵化,导致画面失去生机。但同时也不乏有识之士对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清初“四僧”中的石涛就提出“蒙养生活”“笔墨当随时代”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旨在激活中国画的创作活力;后来的“扬州八怪”也同为此道中人。写生,正是能打破陈规、使生活趣味融入画面的重要途径。

当下正是文艺百花齐放、精神昂扬向上的时代,山水画家肩负主题创作的时代重任,其笔下的作品应与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而这正是李可染“为祖国山河立传”观念的表现。要实现这一目标,画家就要深入自然山水之中进行考察、写生,将最直接、最真实的山水精神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如新时代画家赴太行山写生,将太行山的雄伟、庄严在笔墨流转间进行精神的升华,便在更深层次呼应了愚公移山般的“太行精神”,使这首镌刻在岩壁间的史诗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更重要的是,画家躬身山野写生的过程,本身就是其主体精神与自然精神相碰撞、相融合的实践。画家通过写生,借笔墨表达山水精神,对于当代山水画创作仍具有重要意义。

[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朱和平,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265.

[2][3][7][8]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俞剑华,注释.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55,55,94,55.

[4][5]宣和画谱[M].俞剑华,标点注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85,282.

[6]邹一桂.小山画谱[M].王其和,点校纂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3.

[9]郭熙.林泉高致[M].梁燕,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86.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1989—),男,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山水画。

期刊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