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寻亲”题材影片的核心与灵魂在于其具有独特的批判与反思功能，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能精准剖析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脆弱点。本文将以《失孤》《亲爱的》《浴火之路》《误杀3》四部影片作为研究对象，展现被拐儿童及其家庭所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和漫长的煎熬，探讨新时代“打拐寻亲”题材影片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建构。这类带有公益性质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影片主题沉重且意义深远，使公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儿童拐卖案件的残酷与悲哀，从而引发公众对拐卖犯罪行为的思考。

一、落脚“质感”：社会镜像和人性之殇

在中国旧社会，人口买卖呈现出一种合法与非法交织的复杂局面，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交易市场。这一现象也是旧社会剥削性质的体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买卖已基本绝迹，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加强法治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近几十年，因为经济发展中人口的快速流动，拐卖人口现象时有发生，也随之出现“打拐寻亲”题材影片。

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打拐寻亲”题材影片以真实案件为创作蓝本，通过严谨的数据呈现和细腻的影像叙事，构建起具有社会深度的艺术表达。这些影片在片尾字幕中呈现了真实的拐卖数据，而这些数据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破裂的家庭，更是一个个具象的人生悲剧。在现实主义叙事的基础上，此类影片结合了影视艺术的叙事手法，以寻亲路上深受其害的“普通人”视角来探讨当下社会的人口拐卖问题，直面社会现实。同时，在不平凡的寻亲之路上，寻亲者彼此之间互助温暖，彰显了人间真情，也唤起了公众对寻亲父母的关注。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缺乏足够话语权的普通人，因此这类影片具有极强的代入感，促使观众警惕人口拐卖，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影片通过刻画被拐者与寻亲父母身上不屈不挠的生命张力，不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社会舆论，更抚慰着被拐家庭破碎的心灵。

2014年上映的由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是一部以儿童拐卖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力作，影片通过对真实故事的改编，深刻展现了失孤家庭的痛苦。这部电影直面儿童拐卖这一社会现实，撕开了寻亲家庭血泪交织的悲惨经历，同时揭开了被拐儿童与养父母之间的伦理困境。影片没有在现实层面上为这一社会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将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促使社会大众直视这类现实悲剧，同时思考现存社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继而引发全民对打拐问题的关注。

次年上映的电影《失孤》同样讲述了一个寻亲的故事。在1998年的一天，农民雷泽宽（刘德华饰）年仅两岁的儿子被人拐卖，从此下落不明，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老雷的人生。带着有限的家当以及满满当当的寻人启事，雷泽宽毅然决然地骑上一辆破旧的摩托车踏上看不见终点的寻亲路程。十五年的漫漫寻亲路早已使他不敢奢求结果，其间的苦辣辛酸，更无几人得知。影片以克制的镜头语言，将儿童拐卖问题置于社会伦理与个体生存的交叉点上进行审视，通过饱含深意的剧情呈现以及符号叙事，唤起了公众对失孤群体的共情和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失孤》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记录，更是对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叩问。导演采用手持摄影、方言对白等多种纪实手法强化影片的真实感，同时通过寻子旗帜、破旧摩托车等隐喻性符号，将个人苦难升华为群体记忆。雷泽宽缝补旗帜的镜头既是父爱具象化的体现，亦暗示社会对失孤问题的修补意愿。影片以公路片形式将社会层面的公共议题用个体苦难代为表达的尝试具有独特的现实价值。这些悲情s2+6E4LM/2nhNm6R0besb7ayNiVbtsXDtIobrkWYcNk=故事最终没有以一个大团圆式结局草草收尾，而是选择将现实生活中寻亲父母的经历呈现给观众。在过度追求“爽感”“痛感”“倍速”的当下，这些“打拐寻亲”题材影片并没有放弃对真实的追求一一它们塑造的只是一个个“普通”的父亲、母亲和孩子。

近年来，我国“打拐寻亲”题材影片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转向。相较于十年前讲述寻亲之路时对寻亲家庭创伤和苦痛的呈现，近两年上映的寻亲电影创新性地融入了犯罪类型片的叙事元素，设置寻亲父母向人贩子复仇的情节，在保证现实主义内核不变的同时增强了戏剧张力。

2024年上映的电影《浴火之路》讲述了三位丢失孩子的父母因一桩交易彼此牵连的故事，丢失的孩子是这部影片剧情发展的催化剂。这些父母们“眼里没魂儿，心中有恨”，各怀目的，组团踏上了寻亲复仇之路，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上演了一场离奇凶险的绝杀。

同年年末上映的《误杀3》则是通过倒叙的方式展开复仇叙述。片中由肖央饰演的郑炳睿是一位商人，某天他的女儿婷婷被人拐卖，他在救女的过程中突破重重谜团，发现拐走婷婷的是曾经被自己拐卖的孩子的父母组成的“复仇者联盟”，最终郑炳睿也自食恶果。郑炳睿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身份转换极具讽刺意味，大大增强了电影的戏剧性。影片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海外，但是它与其他寻亲影片的内核一致，突出了人口拐卖给受害者带来的无尽伤害，使观众与失子父母产生情感共振，既满足了观众的道德诉求，又避免了对暴力复仇的美化。

孩子丢失后，多数家庭只能像《失孤》中的雷泽宽一样漫无目的地寻找。他们找到孩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遑论那些没见过面的人贩子。《浴火之路》和《误杀3》中失子家庭彼此互助，试图建立“寻亲复仇联盟”，共同对抗人贩子，其中的复仇情节或许具有一定的影视杜撰的成分，但这背后反映的是观众审美的流变。这些影片增加的复仇情节其实是过去寻亲故事的外延，满足了观众的情感需求，符合观众“恶有恶报”的伦理道德期待，既是合理化的情节想象，又是一种心灵疗愈的途径。

二、烛照与担当：创伤世界的救赎希望

无论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近年来提出的“新大众文艺”口号，都表明了文艺创作需要始终以“人民文艺”为前提，关怀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观照普通民众在大时代变迁中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而关注寻亲群体，创作寻亲影片，正是“人民文艺”在新时代的创作实践。影片中体现的人间互助时的温暖、寻亲者复仇时的快意，都是在给予社会大众精神上的满足。

我国寻亲题材影片的上映实现了其独特的社会公益价值，通过这类电影的宣传，媒体、社会开始更多关注寻亲者这一弱势群体，进而有可能帮助更多失孤家庭实现团圆梦，提高寻亲成功的概率。这类电影扛起了大荧幕“打拐寻亲”的大旗，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寻亲题材影片既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文艺作品，同时也是动员社会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打拐寻亲”的公益活动。

具有公益性质的寻亲题材电影无论是对文化品格的塑造，还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都突破了商业类型片以娱乐和消费为主导的生产逻辑，显示出一种人文关怀，为还在寻亲路上奔波的父母带去希望，为现实中的人们送去爱与力量。因此，无论是从电影的创作立场、创作态度还是服务对象上来看，在纷繁芜杂又气象万千的影视行业中，“打拐寻亲”题材影片具有独树一帜的使命担当。[1]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及，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家”这个概念早已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而“人口拐卖”事件的发生，就意味着拐卖者对“家”文化的人为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了寻亲者“家”信念的崩塌。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心灵受到了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2因此，像雷泽宽一样的寻亲者只能通过一次次游走在“寻亲（家）”路上来建构一个个内心深处的“新家”，疗愈内心深处因亲人遗失而产生的不适和苦痛，他们有家不能回，有家不敢回。对于这些被拐家庭而言，当事人被拐走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这些寻亲父母永远在路上的行为具有存在主义色彩，无尽的公路象征着希望的虚妄与寻亲执念的永恒，绵延不绝，而沿途的风景则成为记忆与身份nfyMjE+a5T14wCY/OM1s8DLJKI9nKJVeuaIDNuZzWW8=重新建构的符号，这种无处安放的焦灼代表着超越个体命运的社会结构性困境。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寻亲无果。电影通过社会宣传向大众告知这一群体的存在，使更多的人理解、共情寻亲者，进而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同时，国家对人口拐卖事件一直高度重视，电影的上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整个社会对人口拐卖事件的关注。这些影片并没有陷入过度消费寻亲者苦难的窠白，也没有回避或美化寻亲者的经历，而是真实、客观、全面地描摹其内心痛苦，让观众就寻亲情节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我国众多寻亲题材的电影往往取材于真实的社会事件，这些影片的上映推动了社会层面对相关事件的报道和广泛的舆情讨论。虽然部分影片并没有交代寻亲者寻亲的最终结果，大多数都像《失孤》中的雷泽宽一样，一直在寻亲的路上，但幸运的是，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令人欣慰的圆满结局。

电影《失孤》的原型人物郭刚堂在公安部组织的密切协作中，于2021年6月成功找到了被拐24年的儿子郭振，将电影中的遗憾化为现实中的圆满。电影《亲爱的》中韩德忠的人物原型孙海洋也在历经14年的漫长寻子过程后，终于找到被拐儿子孙卓。《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对认亲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寻亲家庭团聚的视频在各类网络媒体热传。这不仅是对孙海洋、郭刚堂两位父亲压抑在内心数十年寻子经历的情感释放，也给予了寻亲家庭坚持下去的希望，抚慰了他们受伤的心。

寻亲群体不仅限于丢失了孩子的父母，还包括那些渴望找到亲生父母的被拐儿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杨妞花状告余华英一案，正是现实中被拐人群对人贩子最有力的回击。余华英曾拐卖17名儿童，致12个家庭破碎，历经两年时间的司法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让公众看到政府打击儿童拐卖犯罪行为的行动与决心。作为第一个将人贩子告上法庭的被拐人，杨妞花的亲生父母在她被拐之后的几年内先后去世，这过于悲惨的人生经历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共鸣，促使相关社会舆情持续发酵。这种巨大的舆情关注反映了当今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普遍期待。对余华英的审判既是司法正义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契机，其意义远超个体惩戒，已经成为推动法治文明与社会伦理重塑的重要契机，彰显了法律对生命权和人格尊严的刚性保护。

寻亲电影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打拐寻亲”故事，传递出“只要路还在，希望就永不会熄灭”的信念。同时，“打拐寻亲”题材电影向观众展现了寻亲者坚持不懈的决心和守望。此类电影的现实主义结局以及对超越个人悲欢的高尚精神的展示，在给予观众感动的同时，也展现了深刻的内涵价值。

三、温暖现实主义的建设性批判

新时代中国文艺创作大力呼唤一批观照现实、积极向上、温润人心的作品，温暖现实主义文艺应运而生。

温暖现实主义不仅是以温润的镜头语言和故事内核抚慰受众的情感世界，同样也会以冷峻的眼光直面社会现实，挖掘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引导公众的情绪。学者周宪指出：“如若审美文化失去悲剧精神，就失去了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冲动，丧失了以悲剧这种独特方式来净化主体心灵的可能性。”3]

部分寻亲电影通过温暖现实主义手法既真实呈现了寻亲群体因为失去亲人而陷入的生活困境乃至精神创伤，又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平凡人遭遇种种苦难之后展现出来的英雄气质也能够得到真实立体的展现。“温暖现实主义从未回避现实矛盾与困苦，绝非无原则地营造脱离现实的温暖，而是坚定地秉持现实主义对‘真实’一贯的诚意与敬畏。”[4温暖现实主义是聚焦当下社会矛盾的应有之义。

温暖现实主义通过隐晦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寻亲群体的艰辛，在书写现实悲剧的同时，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精神的现实关怀与力量。在我国“打拐寻亲”题材影片中，“寻亲者”不仅仅是寻求他人帮助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奋力帮助其他受害者寻找亲人的“热心人”和“援助者”。

电影中寻亲者在自身受到极大伤害和打击时，依然选择将有限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帮助他人的行动中，这种无私和友爱的人性光辉使故事更加生动、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温暖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温度。这种超越个人苦难的利他精神构成了温暖现实主义最动人的情感内核。虽然寻亲的过程可能会面临冰冷的现实和巨大的困难，但团结互助的人情则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温度所在。

《亲爱的》《失孤》《浴火之路》《误杀3》四部影片从被拐者、寻亲者层面呈现了被害者家庭的破碎与重构，以及爱的找寻与守候。这几部影片皆具有现实基础，也奠定了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乡土社会决定了中国人逢年过节“阖家团圆”的追求，而“拐卖”这一行为则意味着对传统家庭的破坏，迫使寻亲者不得不走上“寻亲”之路，他们只能通过永不停歇的追寻来满足精神需要，完成“家”的重构。“打拐寻亲”题材电影凸显了我国电影创作者对儿童拐卖案件的关注，像一束光照进这些鲜少为大众所关注的社会暗角，引发社会大众对现实的思考。

《失孤》除塑造了雷泽宽这位寻找孩子的父亲形象外，还塑造了一个寻找亲生父母的被拐孩子形象，即曾帅（毛雪松）。通过两人一路上的对话，影片为观众揭示了被拐孩子在养父母家庭的普遍处境。正如曾帅所说，可能因为被拐，一直是“黑户”的他无法上户口，只能如此没有身份地活着，不能考试，不能乘坐交通工具，不能结婚。从曾帅的视角得知，在寻亲父母寻找孩子的同时，被拐孩子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原生家庭，他们通过脑海中那些模糊的记忆，不停地寻找，期望还原自己的身份。这部影片的温暖之处在于两个个体彼此互助。寻亲志愿者、热心交警、善良路人等社会力量的善意参与，坚定了雷泽宽等寻亲者们继续找下去的信念，同时也向观众传递出“善意社会”的积极信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5这些“打拐寻亲”题材影片正是秉持了总书记所强调的文艺创作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观众的情感共鸣，敢于触碰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以现实主义精神反映时代风貌。温暖现实主义是站在寻亲者的立场上，描写他们遇到的现实的残酷问题，通过一系列寻亲过程中的温情故事，将现实问题与情感需求进行有机融合，赋予宏大的时代主题以细腻深刻的情感，体现文艺作品应有的精神力量，彰显新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

温暖现实主义毫不避讳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这类影片直面社会议题、反映群众关切的内容，正逐渐成为影视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环。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我们朝向弱者的认同，不仅是为了赢得自我的抚慰以及对自身处境的反思，更是我们尝试去改变造成这些问题和苦难的现实的力量。”

电影通过展现“打拐”案件的侦破过程以及寻亲解救中遇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众提高对身边潜在的拐卖风险的警惕性，并传递被拐后的逃生和解救通道及相关资讯。观众观看电影的过程既是了解发生在荧幕之内的“拐卖”事件的过程，也是观照现实生活、提升自我法律认知水平的过程，还增强了自身应对拐卖行为的风险意识。因此，“打拐寻亲”题材电影带着公益性质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具有举重若轻的社会地位，对我国其他公益性质电影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价值和影响，体现了我国电影文艺事业所具有的使命担当。

《亲爱的》《失孤》等电影在引发社会关注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公安部升级“团圆”系统，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多地修改了收养法规，甚至2015年全国人大将“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刑”写进了刑法修正案当中，以此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加大威慑力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拐卖行为，打击人口拐卖产业链条。

从2021年开始，公安机关依托打拐DNA系统，积极完善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全力侦破拐卖儿童的陈年旧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踪被拐儿童。与此同时，为坚持和完善反拐工作保障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一2030年）》，公安部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等文件，确保有效打击拐卖人口犯罪，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打拐工作格局。

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拐卖犯罪力度的持续增强、打拐DNA数据库建立与联网以及诸多科技手段的运用，拐卖行为得到了明显的遏制，被拐人与亲人重获团聚的案例av+k6XIKa3AbZpgs9iMWCw==也越来越多，这也是新时代国家依法治理能力增强的体现。据公安部介绍，2021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与2013年相比下降 86.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保护弱者，需要各方履行社会监督职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人类的尊严永远排斥将人类自身作为商品的任何行为，人类的道德始终遣责人口拐卖的罪恶行径，人类的法律必将坚持打击人口拐卖犯罪。关于犯罪问题的研究与反思将促使我们在打击与消除人口拐卖犯罪的领域内持之以恒，也将推动我们这个时代持续进步。作为新时代主流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打拐寻亲”题材的文艺作品敢于直面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间接表明了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

四、结语

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部分领域存在过度追求流量的倾向，资本的逐利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市场的内容生产导向。对于这些处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寻亲者来说，拍摄他们的故事不仅揭示了时代和社会的伤疤，更像是市场对国内浮躁的影视行业的反思。

“打拐寻亲”题材影片于细微之处书写社会现实，再现生活痛苦与挣扎的同时彰显人文关怀精神。这类影片在温暖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对人口拐卖行为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传统的“家文化”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我国“打拐寻亲”题材影片具有的社会现实性使其在广泛娱乐化的电影制作潮流中拥有了厚重的文化意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使电影这一种艺术形态在国内市场担负起文化建构和思想启迪的功能，带给观众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打拐寻亲”题材影片既给予寻亲者内心情感上的希望，又满足了大众的娱乐需求，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文化价值走向；既具有关注社会现实和传递公益性的倾向，同时也传达出能够引起广大观众共鸣的深刻主题。

参考文献：

[1]饶曙光．《小小的我》：残障题材电影的温暖现实主义路径]．当代电影，2025（2）：24-27.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M].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217.

[3]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15.

[4]胡智锋，潘佳谋．论温暖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探索与争鸣，2023（11）：160-168+196.

[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2024年研究生科研项目“新世纪陕西文学中的西安城市景观书写”，项目编号：2024SS023。

作者简介：高科（2000—），男，陕西西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影视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