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纪录片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的本质特征之一。关于纪录片必须“真实”的观念，始终是动态变化的。自1926年格里尔逊提出“documentary”（纪录片）一词后，真实性便成为其争论核心。纪录片“创造性地处理现实”的定义，既承认了其记录功能，又暗示了创作者主观介入的必然性一内容需符合客观事实，却非现实复制品，而是主客观结合体。这种矛盾构成了讨论起点。
媒介变革带来纪录片制作观念和范式的巨大转变。[2从卢米埃尔兄弟完成照相技术向电影技术的跨越，到数智时代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纪录片深度融合，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已经大幅革新。然而，技术变革带来可建构的“真实”促使话语权转移，纪录片陷入认识论危机：虚拟现实是追求立体认知，还是仅仅提供沉浸体验？算法推荐能够忠实传达真相，还是只能迎合偏好？因此，本文将探讨数智时代纪录片“真实性”的变化轨迹，分析技术对其本体属性的影响，揭示虚实之间认识论的重构过程。
一、“真实”中的“虚构”：传统媒体时代下的纪录片
（一）早期纪录片：教化功能下的真实建构
电影诞生之初，卢米埃尔兄弟通过《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作品开创了电影纪实拍摄的先河，以朴素的现场真实奠定纪录片本体基础。可以说，自纪录片诞生开始就存在机械记录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其拍摄虽相对客观，但题材选择刻意规避了十九世纪末法国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专注于快乐和谐的小资生活，可见，创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真实”的建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约翰·格里尔逊建立了纪录片理论体系，并将其视为“公众教育之理念”。他在《纪录电影理念》中指出，纪录电影运动是“非美学意义的运动”，要“表现剧变时期的世界，形成对变化本质的公众意识”。他强调纪录片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价值，其所谓的“真实性”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创造性处理”。
（二）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客观性的美学追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的兴起标志着纪录片美学的重要转向。这两种电影流派以不同路径体现了传统媒体时代纪录片对“客观性”的最高追求。其中，直接电影强调“苍蝇在墙上”的观察立场，力图通过长镜头、同期声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现实的客观记录。这一美学思潮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纪录片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形成了以个人化表达为主的创作繁荣期。然而，绝对的客观性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3正如聂欣如在《纪录片“客观性”之争论》中所分析的，纪录片的客观性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完全不受主观影响的客观记录。卡罗尔等学者认为，尽管影像的客观性不是完整的、全面的，但它依然可以是客观的。这种有限客观性的观点，为理解传统纪录片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加务实的框架。
与直接电影形成鲜明对照的“真实电影”，采用了更为变通的创作路径。让·鲁什等法国导演认为，摄影机具有一定的合理存在感，主张借由创作者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来探究更深层次的真实。“参与式”的创作策略虽然放弃了表面上的客观中立，但使得影片有机会通过创作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动态对话，深入被摄者本真的心理状况与情感体悟。
（三）虚构元素的渗透：真实再现的伦理边界
在聚焦客观记录的传统纪录片创作中，虚构元素在所难免。早期纪录片一边追求现象的真实性，一边开始自觉借助“虚构”手段提升表达能力。卢米埃尔兄弟创作的《水浇园丁》凭借精巧的情节编排，开创了电影运用叙述逻辑营造喜剧效果的先河。这也展现出纪录片发展开端阶段遭遇的核心问题：纯粹的机械记录不能满足艺术表达需求和观众期待，因此，“虚构”手法的运用成为必然选择。
“真实再现”作为惯用表现手法，通过扮演或搬演还原历史场景。却引发了关于纪录片真实性底线的研讨。诸多学者主张，运用“真实再现”手法时必须明确向观众标示影片正处于“虚构或扮演”状态，底线在于不可违背受众对历史事实的信念。这一原则体现出传统纪录片对真实性的稳固坚守一—即便在形式层面认可一定的虚构，也不可偏离事实内核。罗伯特·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的创作实践是纪录片从现象真实过渡到哲学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键转向。弗拉哈迪将纳努克的真实生活方式进行了变形操作，他要求因纽特人换上传统服饰，采取传统的打猎方法，以此营造出“永恒不变”的原始生活图景。此行为虽在技术领域构成“虚构”，却深刻揭示了真实的文化内涵，具有人类学意义。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电影与探险》一文里强调，纪录片的价值集中于“诗意的真实性”，而非单纯的纪实。这凸显了纪录片在真实性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即在艺术表现的探求与事实本相的坚持之间那种微妙的协调。
（四）技术限制下的真实性追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由黑木和雄等导演引领的新纪录电影风潮，这使得传统纪录片的真实性理念遭受质疑。新纪录电影不再把客观记录视为纪录片的唯一归宿，而是更着重于创作者主观情感的抒发与艺术层面的探索。在传统媒体时代，纪录片制作始终面临严峻的技术制约。笨重且难以操作的影像器械、昂贵的胶片成本、烦琐的后期制作等，不仅限制了纪录片创作者捕捉真实的能力，更从根本上决定了纪录片只能呈现有限的真实片段，难以实现对真实的完整再现。在技术条件受限的环境下，主观介入也难以实现，一方面，光学镜头的物理参数直接决定了画面的表现力，摄影师的技术水平与设备性能成为影响作品质量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技术制约暴露了传统纪录片真实性的明显局限，然而正是这种局限性，促使美学标准与伦理边界保持相对稳定。
在传统媒体时代，尽管纪录片技术手段相对单一，但关于真实性的理论钻研却为纪录片美学搭建了基础架构。纪录片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现象真实的简单记录，到哲学真实的探讨，再到艺术真实的呈现。真实性概念从简入繁、由单一到多元的演变，既凸显了技术提升对纪录片的固有属性产生的效果，也表明社会文化环境对纪录片功能定位的塑造意义。虽说不同阶段纪录片创作者对“虚构”手段看法不同，但“虚构”在纪录片创作中的价值已获业界的广泛认可。
二、“虚构”下的“真实”：数智时代下的纪录片
在数智时代，伴随技术演进，现实与超现实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这一变化也推动纪录片真实理念与边界持续延伸。首先，技术赋权使纪录片创作者得以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新定义真实性边界，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虚构”与“真实”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其次，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普遍应用，使纪录片在内容创制、传播渠道、受众接受度等方面产生深刻变革，其真实性不再只是依赖对客观世界的机械记录，而是借助技术催生崭新的认知格局与表达模式。此外，纪录片创作者可在更辽阔的虚拟空间里塑造真实场景，为观众提供超越传统观看感受的沉浸式认知手段。
中国传媒大学的赵曦教授就纪录片的“真实”与“边界”两大核心议题进行了开创性探讨，她打破传统框架的局限，认为纪录片“真实”具备“表象一本质—哲学”循序递进的逻辑体系。就纪录片的界定而言，赵曦教授借助三个相互联合的维度切入问题：其一，创作动机维度，纪录片创作者的根本意图为利用影像重构客观现实、解读历史真相；其二，内容维度，纪录片内容需严格依托真实存在的历史与现实世界，叙事逻辑应贴合客观事实的内在机理；其三，受众维度，纪录片价值体现为能赢得观众对其内容真实状况的信任，激励观众对影片呈现的历史及现实展开思索。
（一）创作动机：再现客观存在
当一部影片被归为纪录片类别时，从创作动机维度看，该片的创作者是在借助该片再现某种客观存在的真实面貌或诠释某段历史事实。在数智时代，纪录片创作者的主观动机与技术工具之间搭建起新型的互动桥梁，创作者依旧努力再现世界的某种客观存在，但这一再现环节已被深度嵌入智能技术的逻辑模式一一在此模式下，他们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分析受访者心理状态，筛选具有最优表现力的镜头；依靠大数据分析理解受众需求，精准甄别目标观众群体。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纪录片内容生产主体实现了从专业创作者到人机协同这一模式的转变。传统纪录片创作高度依赖创作者的主体能力，要求创作者有敏锐的洞察眼光、丰富的阅历储备、扎实的理论功底等综合素养。数智时代“人机协同、人占主导”的创作模式，使人工智能技术将创作者从重复性劳作中解脱出来，使其能专注于更具新颖性的艺术表达探索。这种变化并非说明创作主体的主观性已消失，而是实现了主观性表达样式的技术化跃进，算法逻辑成为创作者意图的放大器与精准投射器，技术成为实现创作意图的坚实后盾。正如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宣称的，媒介的存在模式、特性与使用途径所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比媒介所传达的具体内容还大。[4数智技术身为新兴媒介，不仅革新了纪录片的制作模式，还进一步影响了创作者对现实的认知及表达。
采用虚拟数字人、沉浸式体验等相关技术手段，创作者可冲破时空壁垒，构建更加丰富多元的叙事空间。以《国家宝藏》为例，该纪录片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剖析了大量历史文献，联合明星演绎与现代科技手段c8a9edc1bb0bde65f0da875f4a83c3792108bad321512b2c065a345d03f0e71c，使古代文物历史价值成功获得当代观众情感认同。该节目采用数字技术复现历史场景，使观众通过沉浸式体验深度感知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种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既提升了纪录片的艺术感染力，更通过情感共鸣实现了文化c8b8c7b2db72dc845a0dc308d10514955c8711501ca87793131a6dd7657e908f传承的现代化展现。此外，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是《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该片以微纪录片样式呈现，采用三维扫描以及动画制作等数字技术，使文物化作拟人形式“开口说话”，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别样风采。
（二）文本特征：再现事实逻辑
1.虚拟现实技术下的沉浸式真实
VR纪录片的出现标志着纪录片文本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沉浸感”驱动纪录片由二维屏幕晋升至三维场域。无论是3D技术加持下转动头部带来的视野变化，还是六自由度（6-DOF）创建的互动场景，观众都可以获得“身在其中”的临场感。例如，《我们在虚拟现实中相遇》作为首部完全在社交虚拟平台拍摄的纪录片，展现了虚拟现实技术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巨大潜力，充分证明了其可行性与艺术价值。同时，智能推荐系统通过将用户画像与内容特征精准匹配，构建起个性化传播路径，将优质作品推送给真正喜欢纪录片的观众。此外，算法介人不仅影响了内容的分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内容生产。创作者可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受众偏好，在内容策划和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迎合受众需求。算法逻辑的渗透使得纪录片文本在保持事实基础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建构。
2.交互性叙事与多维度真实建构
在数智时代，交互性已成为纪录片文本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在动画纪录片中表现尤为突出。动画类VR纪录片往往运用游戏技术制作，通过头显设备精准捕捉用户的微动作及身体移动带来的变化。借助手势、手柄触发的交互行为，观者得以模拟实地参与互动过程，进而对影片叙事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古墓派互动季：地下惊情》在情境设定中，为观众预理了多样化的互动情景，让观众通过自身的判断、选择、操作等，实现不同的情节走向；《行走敦煌》建构了虚拟的敦煌莫高窟258洞窟，体验者通过手柄遥控可以捡起油灯照亮洞窟，通过交互既能使壁画上的飞天腾空而起，也能走进古代僧人禅修的房间。交互性不仅改变了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了“事实逻辑”的概念。在交互式纪录片中，事实逻辑不再是线性的、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开放的，观众的参与成为文本建构的重要因素，真实性在互动过程中得到动态建构。
3.数字孪生与历史重建
数字孪生技术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应用，为“事实基础”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拓展了纪录片“事实基础”的外延，使得虚拟重建与历史真实之间形成了新的辩证关系。例如，AI动画《中国神话》第一集《补天》以女娲补天传说开篇，但其核心落点却在人类为修复臭氧层空洞所进行的现实斗争。神话的情节源于古人的想象，而地球臭氧层空洞却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真实存在的全球环境威胁。又如，通过三维重建及视频扫描技术，创作者能够还原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等历史文物的原貌，观众可以触碰、拿起、旋转、放大文物，实现与文物的“零距离”互动，超越传统平面呈现，完成历史场景的立体再现。这些重建场景在技术意义上是“虚构”的，却严格依据考古文献，实现“事实基础”的立体延伸。
（三）功能价值：唤起真实情感体验
1.文化认同与价值传播的精准化
数智技术的应用使得纪录片在文化认同建构方面更加精准和有效。[5通过大数据分析，创作者能够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情感需求，从而设计出更有针对性的内容策略。例如，VR纪录片作为一种“情动一影像”机制，移情效应远比传统纪录片强烈。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营造在场感，使观众突破传统有框屏幕的限制，进入纪录片“场景”。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够激活观众的身体感知系统，使纪录片产生强烈的“移情”效应。
同时，微纪录片等新形态的出现，体现了数智时代纪录片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形态创新。例如，《非遗传承，少年敢当》凭借灵动的故事性叙事及沉浸式场景构造，成功吸引了年轻群体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显著增强了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以弹幕、评论区等形式为体现的互动功能普及，为观众架起线上交流的桥梁，将单向传播改变成多向的深度对话，构建起更具深度的社群式传播模式。此项传播模式革新不仅拓展了纪录片的受众范畴，更关键的是重构了内容价值的实现途径。例如，警务纪录片《守护解放西3》在年轻观众中的成功传播，体现出数智时代纪录片在社会教育中的全新意义，观众在观看期间借助弹幕开展实时沟通，表达见解与体会，共同构建起聚焦社会议题的公共探讨空间。这种互动式传播模式令纪录片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汇集点，更成为推动社会交流和共识汇聚的主要载体。
2.全球传播与文化输出的新机遇
数智技术为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等数智工具凭借其强大的网络连接和信息扩散能力，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地域限制。例如，《舌尖上的中国》系列通过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全球发行，在海外取得了巨大成功。更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和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联手打造的4K英文专题纪录片《探月之旅》，该片在第六届“齐奥尔科夫斯基”国际航天电影节中脱颖e/05ASKLWJdRdH5sii4/LusGCqjQpYUnz2pWT6wUri4=而出，获得“科罗廖夫”最佳导演大奖。该片摄制团队历时半年，全景呈现了超越国界、触动心灵的人类探月传奇。在数智技术的赋能下，中国纪录片跨越地域限制，在全球传播中正在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型：不仅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强音。在线视频平台的全球化布局，配合高清画质与多语种字幕等，有效扫除了国际观众的观看障碍，推动了更深入的文化对话。更重要的是，中国纪录片借助数智工具对目标受众兴趣与文化偏好的精准捕捉，内容贴合国际审美，显著提升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使中国叙事与国际受众产生情感共鸣。
总体来看，纪录片虽大量运用虚拟技术及数字类手段，但其最终目标依旧指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技术手段的革新不仅没有弱化纪录片的现实关注效能，反而以更丰富的感知维度与更精准细腻的情感传递，深化了观众对现实问题的认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使原本抽象或者静态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具象动态的视听呈现，使复杂社会现象更易被观众理解。此外，技术作为中介不但没有疏离观众与现实的关系，反而在某种维度上拉近了二者距离，实现了纪录片现实关注功能的新一轮强化与升级。
三、结语
在数智时代，纪录片“真实性”的外延拓展体现了技术创新与纪实精神的彼此成就。技术革新助力艺术表达进一步深化，也使其社会价值进一步传播，但并未取代其人文内核。人文关怀为技术应用界定了伦理边界，二者的融合催生新的美学形态及表达手段，深化了“真实性”的内涵。此外，纪录片创作需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间寻求平衡。技术发展虽可以提升制作效率、拓展表达方式、优化传播成效，但必须始终要为纪录片的“真实性”服务。只有坚守社会教育、文化传承的任务，纪录片方可在数智时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走向，成为现实与未来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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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若璇（1999—），女，山东泰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广播影视艺术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