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揭示了宇宙万物动态变化的本质规律，认为万物都是由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一一易变与恒常的辩证统一所构成的。《一把刀，千个字》的精神内核与《易经》中的思辨哲学相耦合，小说以虚构的人物厨师陈诚的人生经历为叙事线索，以革命烈士张志新的原型事件为支撑，用异化的空间状态、克制的历史意识和柔韧的生命意识，深刻揭示了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创伤经验恒久地滞留在个体生命体验的沉痛现象。
一、异化的空间状态
王安忆曾在《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中说：“我所从事的小说写作，是叙述艺术，在时间里进行。空间必须转换形态，才能进入我的领域。”在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中，作家的这一创作理念得以展现。该作品的空间叙事策略新颖，按照“空间拉开幅度，时间增量，反过来扩容空间，再虹吸时间。层层递进，滚滚向前”2的构思逻辑展开叙述，总体呈现“断代”叙述的新质。王安忆从上海弄堂这一狭小逼仄的叙事空间中跳脱出来，采用蒙太奇式的空间转换手法，横跨多重空间，在异化的空间里进行个体日常生活的书写。易变的地理空间与人物间恒常疏离的空间位置关系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异化的空间状态，映射出后动荡年代中个体复杂的心理状态，以及其所要面临的现实困境。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3陈诚易变的生活轨迹隐含着作家独特的空间逻辑。在小说中，陈诚流转多地，从纽约法拉盛到上海，从扬州老家到呼玛林场，从异国到故土，从城市到乡村随着空间的流变，他的流浪之感愈加强烈。无论是童年时期生活的上海弄堂，还是青年时期学艺的高邮西北乡，抑或中年时期停留的纽约法拉盛，这些本该让个体产生强烈归属感的空间，却因其易变属性加剧了个体身上的漂泊感与无助感。陈诚经常漫步于街头，“四顾茫然，都不知道身在何处”[4]。虽然他身边不乏可供栖息的去处，但始终缺少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家的空间。此时的陈诚就如同流水中的落叶，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四处飘荡却难以寻到归途。小说跳跃的空间呈现方式在无形中悄然瓦解了空间作为个体情感寄托与精神根基的内在价值，从而使个体在空间内部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化和流浪的状态。空间在小说中不仅是物理存在的场所，还承载了诸如个体的心理状态等多种内涵，个体在易变的地理空间中生发出“他乡非是我乡”5的无根漂泊之感，小说空间也因此弥漫着孤独、茫然的沉郁气息，成为后革命时代中展现个体异化状态的重要场域。
与易变的地理空间相异，小说中个体的空间位置关系始终处于恒常的稳定状态，二者之间形成了《易经》中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中，个体间恒常疏离的空间位置关系是其文学空间异化状态的具体呈现形式。人物在社会属性层面往往相互关联，却因空间的断裂以及情感的壁垒，恒常位于叙事空间的一隅，“谁也看不懂谁”，彼此间因缺乏深度的情感交流而产生精神疏离。在陈诚的家庭内部空间中，陈诚、父亲和姐姐三人虽是血浓于水的家人，但彼此之间却始终保持着疏远的空间距离，三人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情感隔阂。陈诚七岁就被送到“上海孃孃”家避难，自小在旁系亲戚家中生活。而父亲和姐姐虽然有着共同生活的记忆，但由于母亲的缺席彼此之间常常产生争吵与对抗，情绪上的冲突固化了两人之间的空间格局，父女之间疏离的空间状态也因此更加稳定。由此，陈诚、父亲、姐姐三人在异化的家庭空间中维持着恒常稳定的三足鼎立态势。而在整个小说空间中，其他人物之间同样也恒常处于浅尝辄止的疏离状态，如师师与姐姐水火不容的对立、陈诚与师师难以消除的精神隔膜、姐姐与美国男友荒诞的错位表达等。个体之间恒常疏离的空间位置关系和易变的地理空间共同填充了小说异化的空间状态，这种异化现象深刻揭示了后革命时代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二、克制的历史意识
王安忆的写作从不避讳书写历史，以虚构的人物活动为中心，以真实的历史为叙述背景是其常用的叙事策略。她曾在对谈中说：“我没那么纯粹，我恐怕就是共和国的产物，在个人历史里面，无论是迁徙的状态、受教育的状态、写作的状态，都和共和国的历史有关系。”[7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整体呈现出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叙事特征，与传统革命叙事小说以宏大笔法再现历史的方式不同，该作品更多的是将历史作为背景，以此呈现个体的创伤经验。
小说中的历史意识是克制的，而克制正是《易经》中维持阴阳二气动态平衡的关键。作家采取极度克制的方式书写历史，让历史以隐匿的形态渗入个体的生命轨迹，“留下余波，潜在地影响事态”[8]，从而展现动荡年代所遗留下来的情感创伤和家庭裂缝。无名的母亲是小说中矛盾冲突和人物情感起伏的关键，但王安忆却采取了非英雄化的笔法，在小说上部有意隐去母亲的面容与事迹，使之成为一种缺席的存在。直至下部，王安忆才以极简的笔墨对母亲的事迹进行补充，但母亲的身影在片刻停留后又迅速隐退，结局也被一笔带过。王安忆用极度克制的笔触消解了历史的传奇性，让历史变成“石头缝里的草籽和泥土”[9]，使小说摆脱了以英雄叙事为中心的结构模式。同样，作家并未延续传统革命叙事如《红旗谱》中对英雄母亲及其后代的革命宿命的程式化书写，而是让这一众人“侥幸规避了时代的更替，从历史的接缝中遗漏”[10]，将叙事聚焦于“当英雄离去后，后代人将何去何从”这一现代性话题的书写，以温和而克制的语调，讲述他们在历史余震中继续生活、寻找生命意义的生存状态。
克制的历史意识在无形中构成了个体日常生活中恒常的创伤经验。正如陈晓明所言：“日常性叙事既是对宏大叙事的拒绝，同时也是宏大叙事解体的产物。当某种个体的历史敏感性逐步演化为集体行为之后，它们又构成某种历史性的标志。”[]这一观点揭示了小说中克制的历史意识的内在书写逻辑：
作家用日常性叙事承载了克制的历史意识，从而构成了宏大叙事解体后新的历史表达。小说将克制的历史意识融人日常生活，将历史伤痛转化成生活中创伤性的生命体验。母亲的消失带给家人的是不可名状的痛苦，而多年后母亲再度出现，带给家人的又是难以承受的焦虑和不安。如陈诚在生活与心灵上的漂泊流浪、姐姐和父亲因缺位的母亲频频发生激烈的争吵，以及一家人的移民选择等，个体的创伤经验在日常生活中被反复书写。王安忆曾说过：“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12]小说将历史打碎，将其散落于个体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重点探讨了个体生命甚至是整个人类经历历史动荡后应如何自处、如何安放不安的灵魂的问题。
三、柔韧的生命意识
小说中异化的空间状态、克制的历史意识及恒常的精神困境共同唤醒了个体柔韧的生命意识。小说的主要篇幅和侧重点都放在了个体的精神成长历程上，陈思和曾评价王安忆所追求的叙事风格是在力图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平庸的客体世界，营造体现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之塔。[13]诚如斯言，生活的漂泊、母亲的缺失、记忆的断裂让陈诚及其家人不得不变成了“不许说话不许动”[14]的木头人。面对如此处境，个体虽经历过迷茫与痛苦，但始终没有陷入彻底的虚无之中，而是希冀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份恒定的价值来获得生命的归属感，用日常生活来对抗创伤。王安忆将《易经》中的哲思融入小说创作，小说中个体柔韧的生命意识与“恒”高度契合，生命历程与“上下无常，刚柔相易”[15]的辩证统一思想遥相呼应。
个体将对生命意义的找寻投入日常生活，宏大的历史成为背景，在弄堂、菜场、厨房、餐桌这些空间填充物上被悄然化解，最终变成一场场“餐桌之争”。日常生活使个体存在少了些荒诞感与虚无感，多了些恒定的韧度和弹性。在小说中，母亲在看到窗外连绵不断的屋瓦后惊诧造物的周密细致，“心中生出一种陌生的感动，这挤簇、琐碎、平庸的鳞鳞爪爪，和谐地融为一体，也有着宽广的幅度”[1，种种动荡被天地造化缓缓化解。陈诚在看似平淡的蒸煮烤煎之中领悟造物的真谛，“豆芽要掐去两头，蚕豆剥了壳，还要去皮.”[]，以此来抚平内心深处的创伤和隐痛。“他加倍殷勤地烹煮，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也不完全为平息事态，也为自己，厨事给了他安宁，更有满足感。”[18]日常生活贫乏的表象下潜藏着强劲的生命韧性。个体的生活因稀松平常的烟火气息而变得缓慢而又宁静，柔韧的生命意识在手起刀落的日常之中、在平凡庸常的记忆之中显现，进而得以从历史和现实的罅隙之中找到延续生命意义的方式。
个体凭柔韧的生命意识重获新生，在“恒”中寻找救赎和归宿。小说诠释了个体在特殊岁月中被生活重塑的可能性，作家所描写的生命状态是温吞而坚韧、内敛而有力的。小说中所传递的观念“硬度越高，往往易碎，柔软的质地，则有着韧劲”[9]与《易经》的恒常理念相贴合。
小说中，与姐姐的咄咄逼人、不容置喙所不同的是，陈诚少有情绪上的剧烈波动，总是以中庸的姿态应对生活的冲突与伤痛。他是矛盾关系中的调和者，也是话语场中沉默而隐忍的存在。陈诚从未质问过母亲缺位的原因，也从不与命运进行正面冲撞，“他从不深究，凭借本能，知道那里潜伏了危险，一触即发，躲还来不及呢！”[20]
陈诚的柔韧与“恒”相呼应，他没有忘却历史，而是将全部的情绪投入厨事之中，以求修补生命的裂痕，用烟火饮食连接亲情和世情。“潜深流静，也许是更丰沛的内心生活。”[21]陈诚在无声的坚守中寻求恒常稳定的生活秩序，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如同“驮碑的龟”一样背负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亲人、生活、生命是陈诚心中永远难以抚平的疤痕，而陈诚也一直在凭借自身柔韧的生命意识寻找灵魂的救赎与归宿。
四、结语
小说《一把刀，千个字》立意深远，作家将主人公陈诚的生命找寻之旅融入日常叙事，并引入《易经》中的“常”与“变”之道，以彰显个体生命的坚韧与厚重，这体现了近年来王安忆作品的“格物”倾向。需要指出的是，王安忆的创作始终绕不开历史记忆，又或是以相对保守的笔触构建精神乌托邦，其作品中往往暗含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但似乎又少了些批判意味。事实上，除去作家个人的创作取向，这背后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对人生的思考。如何让兼具审美与现实意义的文学创作重焕新生，是当代的作家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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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孔颖达．周易正义（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3，19.
[7]陈婧棱．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下）]．文艺研究，2005（2）：90.
[11]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22.
[12]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55.
[13]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6）：51-61.
作者简介：王语涵（2002—），女，河北廊坊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