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根据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南戏，讲述了蔡伯啃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代表了南戏创作的最高水平，被誉为“曲祖”。《琵琶记》自问世以来，被后世多次改编上演，被盛誉为“场上”和“案头”冠绝诸剧的戏剧文学经典。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高明的故乡，瑞安的本土剧团瑞安市越剧团（以下简称“瑞越”）此次对《琵琶记》的全新改编，不仅实现了古典文化与当代艺术的深度碰撞，更获得诸多观众的喜爱，这无疑是传统戏曲守正创新道路上的一次有益探索。本文将从剧本改编、人物塑造和舞台表演等三个方面，探究瑞越版《琵琶记》所展现的传统特色和时代精神，以期推动传统戏曲的活化传承。
一、剧本的改编：经典传承与现代精神并存
《琵琶记》作为南戏的经典剧目，剧作内容结构、思想主题以及舞台艺术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原著以汉代书生蔡伯啃赴京应试、赵五娘留守陈留郡奉养公婆的双线叙事展开，最终以“一夫二妻团圆”的结局，揭露封建伦理压迫下的家庭悲剧。瑞越版《琵琶记》在保留经典内核的同时，通过叙事策略优化与主题内涵重构，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一）剧作内容改编：创新叙事策略，传承地域文化
传承南戏文脉，瑞越版《琵琶记》既保留了传统南戏风貌，结构上运用“副末开场”，又融入了地方非遗温州鼓词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传统的地域特色。同时，该剧结构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即将作者高则诚（高明，字则诚）引入剧中，作为说书人的角色游离在故事情节之外。他先是作为副末开场，道出此剧的创作意图：“倒想为书生正正名，也说说人情风化，以警后世。”之后在关键时刻出现，通过旁白帮助剧情过渡，使整部戏形成“戏中戏”的形式。例如，第四场戏“论琴知心”的开场，高则诚主动为蔡伯喈解释被骗子李拐儿蒙骗的背景：“蔡伯喈身困相府，骗子李拐儿，知他思乡情切，扮做陈留人士欺骗蔡伯喈。”化解了原著中蔡伯喈“不问候双亲”的逻辑矛盾，使剧情变得合情合理。
在内容改编上，为适配现代剧场的观演节奏，瑞越版《琵琶记》在保留原作形神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简。在出目上，删减枝蔓、合并压缩，将四十二出的戏文浓缩为八出，让剧作结构更紧凑；同时，减少出场人物，将矛盾聚焦在三位主人公身上。“‘瑞越版’改编最令人欣慰的地方在情节的‘减法’中，升腾出改编者对《琵琶记》故事，以及对蔡、赵、牛三者命运的极为鲜明的当代解读性和感受力。”[1改编剧作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取舍，瑞越为了适应当代舞台演出，对关键情节做了保留，删去了众多有净、五、末的场次，将牛丞相、蔡伯喈父母等都做了暗场处理，集中表现蔡、赵、牛三人的矛盾冲突。剧作始于“别妻上京”，省略了“逼试”等前戏，重点落在蔡伯喈与赵五娘依依惜别上。紧接着的第二场戏“辞官辞婚”把蔡伯喈“三辞三不从”的故事背景交代完整。第三场“糟糠自咽”是“勉食姑蟑”“糟糠自餐”“代尝汤药”“祝发买葬”几场戏的压缩合一，突出了赵五娘的困苦处境和牺牲精神。第四场合并了“论琴知心”“琴诉荷池”两场戏，牛小姐得知蔡伯啃家中真相。中间再度省去牛小姐与牛丞相的争论场次，矛盾始终围绕三位主人公展开。在第六场“相府相叙”中，生、旦两条线出现了初次交叉，也是高潮的前奏，五娘与牛小姐的心理对白情意真切、感人至深。第七场“琵琶O9R5ZUOPCmwfrfDS4jom0w==弦断”是本剧的高潮，生、旦相见，戏剧冲突达到顶点，故事节奏之快、冲突之剧烈令人咋舌。尾声朝廷满门旌表，夫妻却是破镜难重圆，三人未来的聚散悬之于空。收场戏的开放结局，打破传统大团圆模式，留给观众更多思考空间。总体来讲，瑞越的改编简洁却重点突出，注重人物情感心理表达，契合现代观众的观剧心理。
（二）剧作主题改编：悲剧成因的现代再阐释
高明的《琵琶记》常常被视为一部悲剧，其悲剧成因主要可归结为社会、文化、人物性格三个方面。一般认为，社会因素带来的影响更大，“即封建社会的忠孝矛盾是蔡家悲剧的主要原因，皇帝及牛相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是左右蔡家荣辱命运的关键”[2。这里将蔡伯喈的“三不孝”主要归因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父权与君权的压制最终酿成他的人生悲剧。但代人现代观众视角，由于难以真切感受当时的社会氛围，观众可能无法共鸣蔡伯喈的选择。因此，在瑞越版《琵琶记》中，蔡伯嗜“三辞三不从”后的无作为，不再单纯是因为无法抗拒权势，更是源于他内心对功名的贪恋，以及面对权势时懦弱的性格，突出了个体选择在悲剧中的主导作用。
这种主题差异，从剧中人物对蔡伯喈行为的态度上得以凸显。原著中，对于蔡伯喈留京未归的行为，赵五娘选择替其辩解，在《第四十一出·风木余恨》中，她在公婆坟前诉说“你孩儿赘居牛相府，日夜要归难离步”[3]，显然将其“背叛”视作权势压迫下的身不由己；张广才知晓蔡伯喈的经历后，也从最初的愤怒转为怜悯，发出“三不孝亦非其罪”[4]的感慨。二人对蔡伯啃的原谅，实则是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压迫的无声叹惋与妥协。而在瑞越版《琵琶记》中，人物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面对蔡伯喈“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的自我辩解，赵五娘直接驳斥“岂是文章误你”；当张广才举起犁杖欲打蔡伯喈时，恰逢旌表蔡门的圣旨颁下，此时他对蔡伯喈表现出的并非理解，而是“我打了你，你此生便得安宁么”的无奈谴责。二者本质上都将悲剧的产生归结于蔡伯啃自身的抉择，到底“是功名锁住了状元的心，是权势捆住了议郎官的双脚”。编剧温润老师曾说：“希望在这个戏中，能让观众感知到，当人生选择的天平倾向于功名利禄之时，也许就会导致人生的虚无、悲剧，以此想呼吁人们守住初心。”这是编剧温润的创作初衷，也是《琵琶记》主题改编的重新诠释。
二、人物形象的丰富：女性传统美德的发扬与现代品格的注入
编剧温润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剧作家，特别给予了剧中女性形象更多关照，她采用细腻抒情的唱词描摹女性心理情感，对传统角色形象进行现代性重塑，使其与当代女性价值观和情感观相契合。
（一）赵五娘：从“孝贤楷模”到“独立清醒的女性”
高明的《琵琶记》在“副末开场”中强调“只看子孝共妻贤”，原著里的赵五娘以孝顺、坚韧、贤良淑慧的形象在数百年间始终被传颂赞扬。瑞越版《琵琶记》延续了这一人物精神。剧中，赵五娘作为封建制度下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底层妇女，即便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仍始终坚守离别时的承诺，一句“为妇之道，为妻岂会不遵”便是她的初心写照。
为凸显赵五娘的牺牲精神，改编者特意选取“糟糠自咽”这场戏。她作为儿媳，不仅要独自承担家庭重任，还要默默承受公婆的误解与埋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戏中赵五娘的唱词相比原著有所变化，作者将两唱段“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与“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的次序相调换，把原本五娘的生存困境从单纯倾诉悲苦转变成因丈夫远走而不得不独自勇敢承担的刚毅，进一步强化了赵五娘身上的坚忍与担当，使“模范孝妇”的形象更加鲜活。
然而，如此坚毅的女性面对丈夫的“背叛”，仅凭传统道德的训诫，便足以支配她的思想情感，让其欣然接受吗？瑞越版《琵琶记》以此为出发点，又赋予她“敢爱敢恨”“独立清醒”的性格品质。面对夫妻团圆的理所当然，赵五娘表现出令人意料之外的反向和冷峻。第七场“琵琶弦断”中，面对蔡伯喈“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的自我辩解，赵五娘痛斥蔡伯喈“岂是文章误你？是功名锁住了状元的心，是权势捆住了议郎官的双脚。不想骨肉至情，夫妻真心，都敌不过这世情真相”。千般为难、万般无奈其实都是蔡伯啃贪恋与恐惧权势的理由，赵五娘秉持着独立清醒的态度，站在客观的立场，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到“世情真相”，并进行大胆批判。当真相揭开，一片赤诚之心、一腔浓烈的爱意被辜负，“弦已断，回不去了”，她敢爱敢恨，坚强地关上情感之门。这种拒绝背叛、坚守自我的态度，既符合现代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情感认知，也让赵五娘的形象摆脱了传统“贤妻”的单一性，使其在现代舞台上更具生命力和吸引力。
（二）牛小姐：从“得体相府千金”到“主动真实的个体”
牛小姐在原著里是贴旦，高则诚对其塑造相对单一，瑞越版《琵琶记》则加重了笔墨来丰满牛小姐的人物形象，将现代女性思维灌注其中，使牛小姐在知书达理、温柔大方的传统性格下变得更有女性温度。
编剧在创作中，着重刻画了牛小姐的内心世界，生动展现了她的矛盾与挣扎，以此来丰富人物形象。在“相府相叙”一场戏中，牛小姐得知蔡伯喈家世真相后，愿与赵五娘共侍一夫，原著并未深入表现她的心境，而瑞越版《琵琶记》中，当惜春再次向牛小姐确认将赵五娘接到府中时，牛氏打断她掩下头痛苦地说：“惜春，不要说了，我心烦得紧。你还是去找几个精细些的妇人回来，教了规矩，好服侍他们。”面对意外的真相，她“克己复礼”，识大体，顾大局，又理智地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事已至此，我又待如何？你看他入府几年，郁郁少欢，我若是不接他爹娘妻子，我与他怎生相处？皇帝赐婚，宰相千金，难道能与丈夫和离不成？”在世态人情与权势的裹胁下，这也是牛氏的唯一出路，她遵从着传统道德的章法，做到了为妻的贤良淑德，也承受着内心的情感挣扎，瑞越版《琵琶记》对牛小姐的补充改编，体现了真实的人物心境，使她的性格更加立体，行为逻辑更加合理。
同时，瑞越版《琵琶记》中作者加强了牛小姐行事的主动性。原著中真相的揭露是牛小姐在幕后偷听蔡伯喈的独白得知。而在瑞越版《琵琶记》中，牛小姐在感知到丈夫心神不宁、有事隐瞒之时，没有选择等待，而是主动派人去丈夫故里寻找实情，这是她独立人格的体现，打破了封建时代女子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常态。这样的改编，既符合现代女性的行为方式，又让牛小姐的形象从“相府千金”的符号化角色，转变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
三、舞台表演：传统与现代的艺术碰撞
戏曲是门综合艺术，要想完美呈现舞台作品，编剧、导演、灯光、舞台设计等各个部门要通力合作，瑞越版《琵琶记》中，导演主张以现代舞台美学“重构”古典戏剧的艺术性，在舞美与音乐层面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为经典剧目注入了当代舞台魅力。
（一）舞美设计与舞台调度：写意传统与现代审美的结合
新编《琵琶记》的舞美设计完美诠释了传统与现代的艺术结合。其舞台设计风格继承了传统戏曲的写意特点，将经典的“一桌二椅”换成简单的布景与道具，简洁大气；舞台背景既有中国水墨画般的写意韵味，又不失越剧特有的清丽柔美，意境深远。更具特色的是，舞台空间独具匠心地采用双层式架构，拓展了时空的纵深度，舞台上层设说书人高则诚和鼓词艺人的表演区域，与下层舞台形成“戏中戏”的对照结构，清晰明了，巧妙地解决了“如何将说书人融入剧情又不使剧情割裂”这一难题。
同时，现代舞台的灯光、音乐与演员舞台调度的相互契合，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呈现做了极大的加持。如第二场戏蔡伯喈辞官、辞婚不成之后，虽身处新婚之喜的氛围中，内心却充满痛苦与挣扎。剧中并未沿用传统戏剧中的惯用手法以相对单一的喜庆音乐来表现婚礼场面，而是从蔡伯啃听旨开始，运用了一段类似歌剧的长达六分钟的大型纯音乐段落相配。该段音乐节奏强烈、紧凑且具有逼迫性，让蔡伯啃逃脱不得。灯光也以极具张力的红色为主导，聚焦舞台中央，两位侍女手举一袭大红婚袍向蔡伯喈逼近，使他连连后退。灯光范围扩大，牛氏上场，蔡伯喈与她木然拜堂，此时五娘一身素服怀抱琵琶走出，缓缓向前，蔡伯啃与牛氏双双向后，一前一后擦肩而过，灯光将五娘的影子逐渐放大，蔡伯啃和牛氏二人的影子逐渐变小，三人的影子交错在一起，仿佛他们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一前两后的舞台调度，幕落前一束光照亮五娘，后面一匹红纱垂下，映出新婚二人的剪影，形成强烈的视觉对照。此场戏运用的舞台艺术皆是蔡伯啃心理情绪的外化，音乐的悲鸣与灯光的暗处理，甚至心中所想的五娘的出现，都映射出蔡伯嗜强烈悲痛却又无法挣脱的心理困境，诉说着他对五娘的深深思念，最终完成了传统戏曲与现代舞台融合的艺术性创造。
（二）音乐唱腔：流派传承与现代音乐的融合
瑞越版《琵琶记》在音乐与唱腔上融汇传统与现代，既做到了守正，保留了越剧各流派唱腔特色，又实现了音乐上的发展创新。花旦赵五娘和牛小姐分别运用了王派和吕派唱腔，音色甜美，委婉典雅，紧扣人物情绪，充满感染力；小生蔡伯喈继承了尹派唱腔深沉隽永、儒雅柔和的特点，契合蔡伯喈纠结沉郁的情感表达；配角张广才采用越剧徐派唱腔，蔡父、蔡母主要运用张派唱腔。
在音乐层面，瑞越版《琵琶记》的创新不仅表现在大段纯音乐的运用上，还突出体现于其主题歌《琵琶吟》的贯穿式运用，这突破了传统越剧中以单一角色唱段表达人物内心的范式，拓展了越剧音乐的发展空间。《琵琶吟》作为全剧的经典唱段，以王派与尹派唱腔特征为基础创作而成，采访唱腔设计赵斌老师时还了解到，这段旋律不仅代表了两个人的相思之情，而且用于表现后面两人思想挣扎、情感斗争时的心理，全剧贯穿使用也让人物情感得到加强。第一场戏中“琵琶吟，珠玉声”响起，蔡伯啃与赵五娘夫妻对唱，恩爱缠绵，“今生今世不离心”“相思惟愿长相知”诉说了他们爱情的真挚和离别的愁怨。第七场“琵琶弦断”二人再见，悲痛之下又唱起“琵琶吟，珠玉声”，但此时却是双双泪流满面，忆起前夕真情悔不当初，看今日一片相思终究是被辜负了。一首曲子两处心境，前后对比呼应，更深化了剧作的悲剧性。
四、结语
赛续南戏文脉，赋予传统经典现代化的生命与活力。瑞越版《琵琶记》以“守正创新”为路径，守南戏文脉，尊重作者创作初衷，在原著基础上精简叙事，无论是主题表达，还是人物塑造，都以能与现代观众产生共鸣为宗旨，进行新时代的再阐释，使中国戏曲的审美内涵与现代形式及精神文化相结合，从而成功取得了艺术上的创新性转化，也为传统戏曲的活化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参考文献：
[1]崔伟．且以“琵琶”写我心观新编越剧《琵琶记》（瑞越版）随感[]．中国戏剧，2024（1）：21-23.
[2]杨宝春．《琵琶记》的场上演变研究[D].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06.
[3][4]高明，蔡运长．琵琶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07，293.
作者简介：齐耘萱（2000—），女，河北沧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戏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