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通过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了这份工作,此前根本不知道还有造梦的人,我曾经确信梦只是自己冒出来的。
布鲁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艺术家或者广告商?”我说我都不是。
“很好。他们还以为自己在给戛纳电影节制作电影。”他说,“他们为一个梦工作两个月,最后在沙漠中央,往车顶贴一只长颈鹿。”
我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布鲁诺说这份工作是我的了,还说这是一份糟糕的活,得通宵上班,自备餐食,而且没有节日礼品卡。
“还感兴趣吗?”
“工资多少?”
“每小时五十新谢克尔。加班的话是每小时七十五新谢克尔。”
“我干。”
布鲁诺握了握我的手,让我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他又问我有没有结婚。我告诉他,我和黛比有朝一日会结婚的。他表示祝贺,然后警告我,即使我被囚禁、严刑拷打,也不能向她透露我的工作。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去了设备中控室。那是一个小房间,三个屏幕并排摆着,看起来有点像商场的监控室。
“每个屏幕都是一位客户的梦。我们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每周上五个晚上的班。”
他说,目前我要做的就是监视屏幕,如果哪个变成了雪花屏,就给他打电话。轮过一次班后,我意识到这是我做过的最简单的工作。它带来的唯一挑战就是,我得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发明了各种游戏来打发时间,然而真正让我保持清醒的是想着黛比,想着回家后我会给她做早餐,想着在她醒来之前我会拥抱她那个硕大的身子。
黛比一直在问我的工作,但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她说:“至少编点什么吧,好让我有些东西可以想象。”我解释说,我不会撒谎。她笑了笑,便不再问了。
实验室是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台传真机、一张桌子和一个看起来像大洗衣机的东西。布鲁诺解释道,每天晚上七点都会有传真发来客户报告,上面是客户的基本信息,以及对他一天情况的详细描述。看完报告后,你会产生关于梦的想法,然后要在一张纸上画下或写下它。他说,他把所有记录着这些想法的纸在自己的桌上摞成一大堆,每天早上随机抽一张。
“我们不应该每天都造一个新的梦吗?”
“这个行业里已经好多年没人这么做了。通常我会把一九八五年或一九九一年的梦拿出来接着用。毕竟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记得。”
然后布鲁诺向我展示了如何将纸送入“洗衣机”,它实际上是一个用来造梦的大型金属装置。纸会在机器里旋转两个小时,然后把梦吐到一张黑色的小圆盘上。一个月后,布鲁诺开始教我怎么造梦,这项工作就变得越发有趣了。我问他,他是如何联系到客户的。“大多数业务通过健康维护组织开展,也有少数工会干这个。相信我,整个行业基本上就像是西部荒野。”布鲁诺说。
我造的第一个梦是丽塔的。她刚刚开始在一家新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喜欢古典乐,也喜欢在她家附近的公园夜跑。根据她的报告,她在办公室待了一整天,回家路上车有点轻微剐蹭。到家后,她看了新闻,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在纸上草草记74a50ab812a7ac28718c6672b0c8f0c384ee473ccbea6df02fa5cc1df58d47b5下了一些想法,然后想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我让她在办公室走廊里慢跑,随后一辆车撞到了墙上,一名新闻主播从车里走了出来。布鲁诺说这是他见过的最蹩脚的梦之一。我问他要不要把它扔掉,再造一个新的,但布鲁诺叹了一口气,打开洗衣机说:“没戏。”一周后,他又用了同样的梦。
尽管我不擅长造梦,但我还在继续造着。每造出一个梦,我就能得到三十新谢克尔的奖金,而布鲁诺也很高兴能提前一小时回家。他问我为什么坚持这么努力地工作,我告诉他我需要钱,为了给黛比买房子,这是她的梦想。从她还是个小女孩时起,想要的就是一个可以在墙上乱涂乱画,而不必感到焦虑不安的地方。她每晚七点下班,我只能在早上见她一个小时。即使我们都在工作,却仍然入不敷出。想要攒够按揭买房的首付款,我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都得这样工作。我问布鲁诺有没有办法涨薪水。
“噩梦的话,每次是一百新谢克尔,但别想了。你是个敏感的人,这会让你脑子乱掉的。”
我请他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需要钱。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给了我一份报告,是那个总梦见电子设备的家伙的。他三十四岁,单身,在一家小型电子商店当修理工。两天前,他修好了十一台设备,七点下班,回家洗澡。
我问布鲁诺,造噩梦需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没有这种技术。”他承认,即便是他也觉得造噩梦很难。在监视屏幕的那段时间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位修理工觉得与人交流很困难。所以我造了一个颇为拙劣的噩梦:他走在大街上,周围所有人都在用外语交流。他跟他们说他听不懂,但没人搭理他。布鲁诺说,他不知道这场噩梦有什么可怕的,但他肯定不会再付给我一百新谢克尔来造新的噩梦了。
第二天我上班打卡后,布鲁诺告诉我,他刚刚读了那个人的最新报告。上面写着,他醒来后不停地想着我造的噩梦,非常沮丧,几乎没出家门。布鲁诺拍了拍我的后背说:“优质的噩梦对生意有好处。”他还说,每个梦境制造商每季度要给每个客户提供三个噩梦,所以在他看来,我只能造噩梦了。我问他难道不觉得这有点过分吗,因为他自己也说过,这会让人的脑子乱掉。
“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道,还补充了一句,说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因为他认为我不擅长造噩梦。我觉得他可能在撒谎,但我没再问,因为我想要钱。我就是这样开始每天造噩梦的,布鲁诺承认,即便是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它们如此奏效。
他告诉我,他已经接到了几个健康维护组织的电话,他们提到了几位需要做噩梦才能解决问题的新客户。他说:“其中一个也叫黛比。很有趣,是吧?”
“是的。”我回答。我没有告诉他那个就是我的黛比。我让她的健康维护组织把她的材料移交到我们这儿。我想,既然我们见得少了,至少我还可以每晚读读她的日报,看看她的梦。布鲁诺换了一个新屏幕,她在那上面显得很漂亮。我每天都为她造新的梦,大部分会涉及新家,有的有大型后院,有的有游泳池,还有一个甚至有大按摩浴缸,大到她可以在里面伸懒腰。一天早上,我下班回到家,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非常美的梦,但记不清具体内容了。这让我很开心。
临近本季度末,布鲁诺告诉我,黛比的噩梦不能再往后推了。我并不想做,但造一个小小的噩梦总比让布鲁诺给她造一个巨大的噩梦要好。我努力回想她恐惧的东西,但很快就停手了。一想到要对我的黛比做不好的事,我就感到生理性不适,所以我只是又为她造了一个美好的梦。
第二天是星期五,那晚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对黛比说我快要疯了。她问我怎么了。我想告诉她,为她造噩梦令我焦虑不安,但我一句话也没说。不仅因为不被允许透露这件事,还因为我不想她害怕我。我觉得辞职也不错。我告诉布鲁诺我受不了了,再也不想给任何人造噩梦了。但黛比想要房子,所以我又留下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自己做噩梦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周至少有两次。但这些噩梦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我,因为我已经了解其中的每个技巧。相反,每当我遇到某个人,我都会在脑海中为他们定制一个噩梦。布鲁诺注意到我有点太享受这一切了,他说有几份客户报告提到了安眠药,让我对客户再温和一些。我说没问题,但事实上我忍不住。
那些日子里,我最大的安慰来自黛比的梦。我可以花三个小时为我们建一个客厅。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她的报告,那个雇用她的设计师的名字出现得越发频繁。这让我忌妒。
一天,她说:“我们该放弃买房的事了。”她说我们几乎见不上面,只要我们能有时间多多陪伴彼此,可以一辈子住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
“我知道你有多想要房子。”
“我没有,”她噘起嘴,“三十年来,我没有它也一直过得很好。”她说她渐渐觉得,比起爱她,我更爱那个我想买给她的房子。
“是因为那个设计师吗?”
黛比说我疯了。那天晚上她不愿再和我说话,我紧张起来。我开始怀疑她不知怎么发现了我的工作,于是不得不想办法隐藏她的婚外情。早上她出门了,我则躺在床上睡不着,决定跟去看一看。
公交车在她办公室窗前停下了,我看到她坐在电脑前,而隔着一扇窗的位置,他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这一整天,我都站在公交车站后面看着他们,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看起来只是在聊天,甚至没有一起吃午饭。
这让我冷静下来,让我意识到自己反应过度了。黛比很棒,我必须弥补过去的一年里我给她带来的伤害。第二天早上,我向布鲁诺请了一天假。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买黛比最喜欢的食物。晚上七点,我打开门,坐在餐桌旁等她,但黛比没有出现。
九点,我给她打了d67e0c181eef7ae1fb6b1374687bd944两次电话,她都没接。我发过去一个问号。十点半,她回短信说她在洗澡没看到我的消息。我回了个“好”,就上床睡觉了。她打来了几通电话,但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模式。半夜,她把我叫醒。她抚摸了我一会儿。
“你希望我解释一下吗?”我说不用了。她吻了吻我的后颈,躺在我的身边。就在那一刻,黛比将不再属于我的想法悄然出现。我想象着自己独自醒来,身侧没有了她高大的身体。
我早上醒来时,黛比已经上班去了。我在家待了一整天,晚上才去办公室。布鲁诺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告诉他再好不过了。然后我去了实验室,坐在桌旁开始造梦。造黛比的噩梦我大约花了半个小时。我没做太多,只是让她赤裸着站在镜子前,告诉她只有我会喜欢她这样一个女巨人。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她根本无法开始新生活。我造完了噩梦,并向自己发誓这会是最后一次。
三年后,我和黛比有了一座她设计的房子。布鲁诺把公司卖给了我,然后退休了。自我接管这家公司以来,我们收获了很多新客户,因为没有人像我们这样造噩梦。我手下有八名员工,他们不如我擅长造梦,但足以留住客户。我不再上夜班,所以我和黛比总能一起睡觉。我不时给她植入噩梦,只是为了确保她不会再次萌生离开我的念头。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光就是入睡前,她紧紧地抱着我,让我几乎无法呼吸。我有时在她耳边低语,说我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拥有了一直想要的生活。她笑着说,她也不敢相信。
(兰桂齐芳摘自南海出版公司《耶路撒冷没有海滩》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