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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走进海洋馆正式上班的那一天，我欢快地跳跃着走进这个园区，觉得这里就是我一生都要工作的地方。我走到海洋馆的后场，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一头白鲸，抚摸那样一个庞然大物，内心震撼极了。从小到大，我只要到了动物园或者海洋馆，就会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动物世界里，有一种宁静、纯粹的快乐。

然而，当我深入海洋馆的工作，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想象上的落差。首先是人的专业性，人们认为做驯鲸师一定要经过非常专业、体系化的培训，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我工作的海洋馆在深圳，包吃包住，但我的工资非常低，2011年每个月只有1900元。这里的大多数人刚从乡村来到大城市打工，交简历的时候，人家会先问你：“能吃苦吗？怕脏怕累吗？会游泳吗？嫌工资低吗？”满足这几个基本条件就可以入职。

其次是饲养条件让我感到震惊。动物吃的都是在冷库里冰冻的死鱼，每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冷库里把这些鱼搬出来，等鱼解冻了，再将它们一个个分开，切成小块。鱼都是臭的，气味直冲大脑，但我多次反馈意见都没用。

“华南第一女驯鲸师”是当时场馆的一种营销噱头。当时在东北有“海洋之心”的白鲸表演，女生穿着薄薄的潜水服驯鲸。在华南地区，还没有人推出一个女生去做驯白鲸的表演。为了宣传这份工作和这个海洋馆，当地的电视台采访我，给我安上了这样一个名号。其实，我一直是一个不愿意出风头、成为焦点的人，我只是默默遵守公司的要求。

人们以为训练海洋馆里的动物是一件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事，其实它的难度甚至比训练狗的难度还低。小狗知道自己是家庭中的成员，知道你爱它，有时候还会不那么配合。但是，对于这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你不是它的家人、朋友，而是它最害怕的人。一旦它们害怕你，那么训练就变得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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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驯鲸师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海洋馆里的鲸是怎么来的。直到有一次，海洋馆里买来两头白鲸。当时我特别兴奋，前一夜都睡不着觉，但是到了现场，我就笑不出来了。我看到大吊车吊着两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打开就看到白鲸在里面，头和尾都顶着箱子。经历了40多个小时的运输，它们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水都发臭了。为了不让它们呛水，水箱里的水也特别少，没有多少浮力。

让我更怀疑我的工作，是在2012年左右，我经历了一头鲸自杀。它叫花花，是一头里氏海豚，灰黑色，身上有很多花纹，体形不大，3米多长。它每天都很孤独地漂在池子里，除了时不时给它投喂一点吃的，没有人关心它。它不用训练和表演，因为它不太好看，没什么人想看它，它对海洋馆来说没有经济价值。可以说，它就像被扔在井底里闲置的一个东西，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和关怀。它由海洋馆里的其他部门负责，因为它原先待的水池要装修，所以工作人员就把它放到了那两头新买的白鲸的池子里。在那里，它被这两头白鲸霸凌了。

那一天，我路过花花去喂那两头白鲸，它突然游到我的身边不停地叫，用头顶我的手和胳膊。我不知道它想干吗，感觉就像是小孩子需要你帮它做什么。它不是我负责的，我们馆也有一个硬性规则——有人负责的动物其他人不能碰。万一动物出事了谁负责呢？我当时比较着急，想喂完那两头白鲸快点下班，便没有理它，一直把它推开，拒绝了它。我跟它说：“你等着，你的驯鲸师一会儿就来了。”它肯定听不懂，还是很着急，但是我把它推开就走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大家就说：“那头鲸死了。”我赶紧过去，看到它被捞上来。我想起昨天的事，在它旁边哭了很久。我跟着去解剖室，一定要知道它的死因。医生跟我说，看不出有什么致命的疾病导致它死亡。我的领导跟我说：“它是自杀的。”海洋馆里很多鲸豚会像它这样，自主关闭呼吸系统，沉入水底自杀。

我不知道那是在怎样危急的情况下，花花会被逼到自杀。可能它从一个很孤独的环境，终于到了一个有同伴的地方，却遭到了霸凌，就觉得生不如死。而我还拒绝了它求救的信号，甚至没有摸它两下。

花花去世之后，我开始觉得我从一个照顾动物的好人，变成了一个参与邪恶事件的人，我坐视不管、同流合污，我是同谋……这种感受在那个阶段比较强烈，但是又无处倾诉。没有人理解我，他们会觉得这是妇人之仁。因为身处一个被驯化的系统中，每个人都觉得“冷漠”才是这个职业专业性的体现。没有人会去聊“我觉得它很可怜”，大家只会看在训练中谁能表演出高难度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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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是我负责训练和一起表演的白鲸，它很漂亮，通体雪白，体长大概4米。和其他圈养的白鲸有一点不一样，它给大家的印象很冷傲。其他白鲸为了得到食物，可能会亲近驯鲸师或者配合游客互动，但是苏菲不愿意，甚至会因为厌恶游客或驯鲸师的指令而拒绝食物。

它非常善良，发现我不开心，会有些担心地试探着找我玩，试图安抚我。我有时假装晕倒在岸边，它会非常着急，想尽一切办法叫醒我，向我喷水，把头伸向岸边推我。等我醒来后，它又停止和我互动，恢复往常的样子，独自对着墙发呆。

它强烈地排斥这里的环境和人：它常常会用愤怒的眼神看着我们，用力瞪我们瞪到眼白都露出来；它会突然暴躁地攻击人，愤怒地咬人。我能感觉到它恨我们、恨这里。我回忆不起它是否有开心的时候，它好像一直很愤怒，除了愤怒就是疲惫、无精打采。为了安抚它的情绪，兽医会给它开很贵的药，但它不喜欢吃，还会把药吐出来。后来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攻击人的次数越来越多。

那一天，我和它像往常一样给观众表演节目。我刚一下水，它的眼白突然全瞪出来了。它开始攻击我，拖着我的脚往下拽，我一次又一次地呛水。音乐还在继续，观众欣赏着眼前的一切，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没办法，只能抱着我的脚蹲在水面上不敢动。

我能感觉到它在挣扎，它反反复复地拽一下又放一下，可能在考虑要不要杀死我。那一刻我只能赌，赌它的善良会放过我，还是它的仇恨会杀死我。我一直看着它，它也看了我一眼。那片刻的眼神交流，或许就是它决定放过我的原因。最终，它停下了，慢慢地向我游过来，用它的嘴巴顶着我的脚，把我送上了岸。

音乐声震耳欲聋，现场还有许多观众在看表演。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又机械、麻木地跳回了池子继续表演。这时，可能苏菲发过脾气了，开始配合我进行表演。它在表演，可是我看到它的眼神非常哀伤，显得很虚弱。它一边配合我的指令，一边流下了很粗的泪水。我再也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情绪，非常痛苦，就哭了。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觉得一切特别荒唐、恐怖、讽刺。

同事们提起苏菲，总是说“这家伙又发疯啦”“别惹它，它很狡猾”，但他们忘了苏菲本来不是这样的，它刚刚被抓来的时候，曾用懵懂的眼神看着这一切，也曾惊慌失措地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2023年，苏菲不到20岁，就在海洋馆里非自然死亡。在大自然里，白鲸可以活到六七十岁。它遗体的姿态，是它本来的样子，像一个睡着了的孩子。

花花和苏菲的故事我讲过无数遍，每一次回忆都让我非常痛苦。我感觉我像一个罪人，在一遍遍讲述我当时是如何“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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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离开了海洋馆。离开之后，我没有办法再以海洋馆员工的身份提出改革意见，没有办法去好好照顾这些动物，所以我才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我在海洋馆上班的时候，来得最多的就是小学生，我还给孩子们组织过“小训练师”的活动。我想，如果未来这些孩子都认为动物可以被这样对待，那这个世界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我想进学校做讲座，就去寻求一些海洋保护机构的帮助。有一个机构让我去讲了一次，但后来他们取消了进学校做讲座之类的活动。

后来，我想在书店、咖啡店做活动，就给这些店打电话：“这是一项公益活动，您帮我招人，我不收钱。”有些人特别有爱心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启了全国巡讲。有时甚至在去这座城市的火车上，才联系好去哪里做讲座。

后来我讲不动了，便开始举办以保护动物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谁会来参加呢？我就把奖金设置得特别高，第一名奖励1万元，这么多年都是我自己出钱。我确实对不起我的家人，因为我一直没有收入，但是我的路费、住宿费，包括每年办比赛和活动都会花很多钱。我把房子和车都卖了，总觉得做这件事是在自我赎罪。一切逝去的生命都不可挽回，我给其他生命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是不可逆的。

这些年，让我继续走下去的原因就是孩子们。我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能看到孩子们，还有很多纯良的成年人，他们眼里的悲悯之光，这种目光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很多孩子的正义感和道德水平超乎我的想象。有的孩子在听完我的演讲后，这一年在各种场合演讲的次数比我的都多，有的孩子选择用绘画展现人和动物的友善关系……每个孩子会用自己的方式，不为名利地支持动物保护这件事。我不想让这些善良被破坏，想要守护孩子们心中的正义感。我想守护作为人类最后的良心。

（千秋万代摘自微信公众号“视觉志”，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