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读者或其电视剧版的观众可能会被一个细节触动，那就是妖怪的“痴情”。

比如，在朱紫国抢走金圣宫娘娘的妖怪，大名金毛犼，自称赛太岁，本是观音菩萨的坐骑。赛太岁虽然是妖怪，但在金圣宫娘娘面前，却听话得像一个孩子。金圣宫娘娘和孙悟空串通起来，要骗赛太岁的宝贝紫金铃。要知道，紫金铃是赛太岁的贴身宝贝，书里说“只是带在腰间，行住坐卧，再不离身”。但只要金圣宫娘娘开口一求，赛太岁二话不说，马上就给她了。给她的时候，赛太岁还很贴心地说：“这个东西也不算什么宝贝，只是你要仔细收着，切莫摇晃。”

金圣宫娘娘后来转手就把紫金铃给了孙悟空，赛太岁又把紫金铃抢了回来。这时赛太岁根本没有埋怨金圣宫娘娘，甚至问都没问，又把紫金铃交给她保管，还说了一句：“这次你收好了，一定要仔细一点，别跟上次一样。”这个时候的赛太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西游记》里类似的妖怪还有不少，这里就不细说了。其实这种情况并非《西游记》独有，其他故事里也不少。比如，冯梦龙《警世通言》里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白蛇传》。这个故事里，白娘子一片痴心，作为人类的法海却冷酷无情。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狐仙大多古灵精怪，而且情感真挚，比如娇憨天真的婴宁、有情有义的娇娜；人类的世界却黑暗、污浊。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妖怪往往深情，人类反而无情呢？

这涉及一个中国哲学里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性即理”和“性即情”的问题。

中国文化里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性、理、情。性就是人性，也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理就是天理，指的是绝对真理，代表至善；而情则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

中国哲学特别关心人性论，因为对人性的判断决定了应当如何对待人民、管理人民、教育人民。人的本性到底是真理的显现，还是情感的释放？这是中国文化中始终存在的一组对立。

这组对立的一端是“性即理”，又叫理本论，认为人性的基础是天理，只是被各种情欲遮蔽；一个人应该尽量用天理去规范自己的情感，消灭过分的欲望，这样才能让自己达到至善的境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性即理”在理想状态中是好的，但它要用一个外在的天理管束人的内心，这个天理的解释权归谁呢？天理还要求消灭过分的欲望，那怎样才算过分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一个合乎正义的答案，那么“性即理”的观点，就会变成对人的压迫。用清朝大学者戴震的话来说，这就叫“以理杀人”。

《西游记》里并不乏“以理杀人”的故事，它要求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节制甚至消灭欲望，脱离肉体凡胎，结出精神上的“圣胎”。唐僧抵达灵山前夕，在凌云渡看到自己的尸体顺着河水漂去，还要接受徒弟们和艄公的道贺：“是你，是你！”“可贺，可贺！”有何可贺？人欲灭尽，脱却人身，终成“正果”。

和“性即理”相对立的观点是什么呢？是“性即情”，又叫情本论。这一派观点认为，人性的基础本来就是各种情感，人应当让自己的情感自然释放。有了情感的自然释放，才有了活泼的世界、动人的艺术。《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是典型的情本论者。所以《牡丹亭》里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汤显祖这里说的“情”，不是“皮肤滥淫”、低俗肉欲，而是人与生俱来的赤子之心；它蕴含了真善美，庄严而不失情趣，自由而不失节制。

这样说，可能有一点抽象。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对此有一个经典描述叫“正邪两赋”。“正”代表天理，“邪”代表人欲，而调和天理与人欲的就是“情”。“正邪两赋”，因情而生之人，“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因情而生的典型人物有陶渊明、阮籍、嵇康、唐伯虎等。他们既有自由的情感，又有高尚的节操。那种无拘无束、让内心的高尚情感喷薄而出的状态，用苏轼的词句概括，就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再倒回去看《西游记》。《西游记》其实更接近理本论，它讲的是一个人该如何去除情欲，镇压心魔，最后功德圆满。《西游记》里的妖怪本就代表人的情欲，所以他们身上没有天理的束缚，只有情感的自然释放。在现代人看来，就会觉得妖怪反而更加深情。比如，《西游记》里有七个蜘蛛精的故事，为什么一定是七个？那一回叫《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七个蜘蛛精，代表的是人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些都是要被消灭的。所以，电影《大话西游》对《西游记》最大的改编，就是把“理本”改成了“情本”。在《大话西游》里，爱情才是第一主题。

前面我们还提到《白蛇传》，冯梦龙是一位情本论者。他认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情是万物的根本。所以，他笔下的《白蛇传》里，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才是第一位的；至于人与妖之别，并不重要。

（若 子摘自文汇出版社《猪八戒是哪八戒》一书，宋晓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