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但对普通人来说，理解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也许太难了。著名华裔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郑洪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属于第一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等。

在许多物理学家的回忆中，1957年10月充满了兴奋、激动和传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超导体物理学家朱经武当时在台湾中部一座“寂静小城”读高中，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杨振宁的报道，在教室里和操场上不断地和同学谈论他们完全不懂的“宇称不守恒”。佐治亚大学物理系教授邹祖德12年后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很小的中国餐馆吃饭时，听到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厨师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谈起杨振宁的成就，Sdd1EnHW488koN2s3IyxfA==“感慨万分”。

实际上，杨振宁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称不守恒理论，而是杨-米尔斯理论。如果说前者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那么后者才真正奠定了他一代大师的地位。杨-米尔斯理论被视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的发展。美国声誉卓著的鲍尔奖的颁奖词中称，“这个理论模型，已经跻身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世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量子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备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称杨振宁为“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

1971年，去国26年的杨振宁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设宴招待。此后他几乎每年回国访问，持续受到中国官方高规格礼遇。回国定居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时常从他的公开发言中流露出来。

从美国回到清华后，他给120多名本科生开了一门“普通物理”课。一位听过这门课的清华学生回忆，杨振宁的课对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来说是难懂的，后来读博士时他才意识到，当年在课上听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诀”。这门课只开了一学期，除了杨振宁的身体原因，也和他与翁帆订婚的消息公布之后媒体的“干扰”不无关系。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描述了“最后一课”的场景：“在一群保安的簇拥下，一个身穿黑呢子大衣的老人从走廊的尽头走来，瘦弱的身材使他看上去显得有些高大，头发上还散落着几朵尚未融化的雪花。路面很滑，但老人走得并不比年轻人慢，一转眼的工夫，就进入了教室。保安随即迅速把门牢牢地关上，由于门上的玻璃被报纸覆盖得严严实实，对于教室里发生的一切，站在外面的人都看不见。5分钟之后，教室里隐约传来讲课的声音。”

伟大的艺术家

简洁深奥的方程式是物理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一道屏障，也许只有诗人勉强可以做个助手。杨振宁曾经引用两首诗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其中一首是威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另一首是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下的墓志铭：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遮蔽

上帝说，请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

“我想，在基本科学里头的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顿的研究。100万年以前的人类就已经了解到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这些规律。可是他们并不懂得，这些规律背后都有非常准确的数学结构……这种美使得人类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是搞科学研究的人最为倾心的美。”杨振宁说。

像许多重要的理论一样，杨-米尔斯理论得到验证并被主流接受经历了多年时间。理论刚发表时，物理学家泡利就因为论文中没有解决规范场质量问题，对这项理论并不看好。引导杨振宁的正是他所倾心的美。杨振宁在多年后的论文后记中回忆：“我们是否应该就规范场问题写一篇文章？在我们心里这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思想很美，当然应该发表。”

与很多科学家不同的一点是，杨振宁非常注重taste（品味）和风格，他喜欢用美、妙、优雅这一类的字词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他说，一个做学问的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学一样，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各个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风格”。

关于taste，杨振宁举过一个例子。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时候，一名只有15岁的学生想进他的研究院，他和这名学生谈话时发现，这个学生很聪明，问了他几个量子力学的问题，他都会回答，但是当问他：“这些量子力学问题，哪一个你觉得是妙的？”他却讲不出来。杨振宁说：“尽管他吸收了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发展出一种taste……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真正学进去。”

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受作为数学教授的父亲的影响，杨振宁一直对数学有审美上的偏爱。在杨振宁看来，爱因斯坦的时代是“黄金时代”，他赶上了“白银时代”，而现在是“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特点是理论物理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大的发展可能。杨振宁更喜欢“探究更基本的一些东西”，因此他不喜欢“青铜时代”，所以他多次说过，如果他是在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会研究物理，而是去做一个数学家了。

在戴森看来，杨振宁很乐于在某些时候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另一些时候又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回忆起杨振宁1952年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是对一个不重要问题的漂亮（漂亮得让人叹为观止）的计算。这表明他在纯粹的数学中享受他的技艺，丝毫不关心物理结果重要与否。在这篇文章里，杨振宁是以艺术家而非科学家的身份工作的。在他的一生中，两种文章都写了很多。一种是在物理上重要的，他将重要的物理学问题与优雅的数学结合起来；另一种就像关于伊辛模型的文章，在物理上并不重要，他享受并沉浸于数学技艺。”

杨振宁的科学品味也在生活中有所体现。在他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吴冠中的《双燕》。吴冠中是他喜欢的一位画家。吴冠中的画作主题多为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简单因素的错综组合，构成多样统一的形式美感”，他所钟爱的简洁的美也在这位画家的笔下呈现。

在写作上，他也有同样的偏好，“能够10个字讲清楚的，他绝对不主张用20个字、30个字”。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导师、“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讲过一个故事。泰勒建议杨振宁将一个“干净利落”的证明写成博士论文。两天后杨振宁就交了，“1、2、3，就3页！”泰勒说：“这篇论文好是很好，但是你能写得长一点吗？”很快，杨振宁又交上来一篇，7页，泰勒有些生气，让他“把论证写得更清楚、更详细一些”。杨振宁和泰勒争论一番后走了，又过了10天，交上了一篇10页的论文。这次，泰勒“不再坚持，而杨振宁也由此获得他应该获得的博士学位”。

正常的天才

这种简洁之美也体现在杨振宁的日常生活中。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朱邦芬发现，和杨振宁一起吃饭，时间长了之后，点菜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杨振宁点了，因为他爱吃的就那几样——辣子鸡丁、酸辣蛋汤，加个蔬菜，有时再来个红烧肉，少有变化。他的乐趣在物质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讲中，杨振宁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头一定有一些备受纷扰的地方。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可以忘掉那些纷扰。”

获得乐趣的前提来自他一直清楚并顺从自己的taste。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从不赶时髦做“热门研究课题”。“倒不是说它们都不重要，而是我有自己的兴趣、品味、能力和历史背景，我愿意自发地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方向，这比外来的方向和题目更容易发展。”杨振宁后来解释说。因此他从不赞成“苦读”，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物理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曾经回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期杨振宁与李政道二人合作时的情景：靠近他们的人，“几乎不可能不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讨论任何物理问题，都兴致昂扬，而且常是用极大的嗓门”。江才健在《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中写道：“杨振宁和李政道扯开嗓门，并且用手指在空气中比画计算，是许多认识他们的物理学家都看过的景象。”

翁帆在2008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曙光集》的后记中谈到了他的这个习惯。“有时他半夜起床，继续准备文稿，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个小时。他总是说，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着……不过，有时振宁的写作习惯很有意思：他静静坐着或者躺着，举一只手，在空中比画着。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把正在思考的东西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他告诉我这个习惯已经跟随他几十年了。”

在弟弟杨振汉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杨振宁也是充满了对世界的热情。尽管围墙外的世界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但杨振宁在清华园里的生活宁静而丰富：与小伙伴一起制作简易的幻灯机，关了灯在墙上“放电影”；星期天在家里做化学实验；晚上带弟弟们到自家屋顶平台上看北斗星；跑到荷花池溜冰；和一帮小伙伴到坡顶上骑车，“从一座没有栏杆只有两块木板搭成的小桥上呼啸而过”。读小学时，从家到学校的路上，蝴蝶和蚂蚁搬家都是“重要事件”。杨振汉记得有一次杨振宁带他一起去找仙人掌，找到之后，杨振宁用筷子“把那个花心一转，就发现转了以后，那花心自己会倒回来”。杨振宁告诉弟弟自己的猜测，植物一定也有神经，但是跟人的不一样。

杨振宁喜欢与中学生谈话。他的好友库兰特夫妇说，在他们认识的科学家中，杨振宁和费曼是仅有的两个能与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个性”的人。

杨振宁一生在象牙塔中，年少时在清华园如此，西南联大时期，以及后来到美国的学术生涯依然如此，其中工作了17年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这让杨振宁一生保持着某种简单与纯真。杨振宁也喜欢自己身上的这一点：“我想我处人、处事都比较简单，不复杂，就是没有很多心思。我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尽量做这样子的人。”

但另一方面，杨振宁又不像一个象牙塔里的人。

他兴趣广泛，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愿意走出书斋，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做促进中美建交的工作。

面对他关心的重要问题，他还总是忍不住发表意见。“动不动就是我要写篇文章，我要表明我的观点。”翁帆有时嫌他“过于直率”，“你何苦要写呢？过后又有些人要骂你了。”杨振宁回答：“我不怕。我讲的是真话！”

他性格开朗，从来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做研究的时候，几何题目想不出来，先放一放，唱两句歌，兜一圈回来再做。好友黄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有个极贴切的评价，他说：“杨振宁是一个最正常的天才。”

熟悉杨振宁的人对他的描述中最多的是：会关心人、慷慨、没有架子。朱邦芬回忆，黄昆生前喜欢听歌剧，杨振宁知道他这个爱好后特地买了台音响设备送给他。理论物理学家、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至今记得杨振宁请他吃的一+HPvo5ItX5PrrbUOnAycXg==盘炒虾仁。1986年，他有次从兰州大学到北京饭店看杨振宁，吃饭时杨振宁特地点了一盘他自己不爱吃的炒虾仁。杨振宁说，这是给你吃的，你在兰州吃不着虾。年纪大了后，杨振宁重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小时候“觉得净讲了一些没有意思的事情”的《红楼梦》，此时都看出了新东西——“年纪大了以后就了解到，人际关系中有比我小时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东西。”

归乡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这样概括杨振宁的人生：“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在西南联大时他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亲一生都喜欢的《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落后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长大，杨振宁真诚地期待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

葛墨林记得，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都离不开杨振宁的资金支持，他从香港募集资金，然后直接把钱带到南开大学。有一次他怕他们换不开，把钱都换成一捆捆的20美元钞票，装在包里。葛墨林说：“有一次我特别感动。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他妹妹来找我，她说你看杨先生又自个儿开车到纽约华人城演讲募捐去了，我说那有什么，她说他还发着烧。”

令杨建邺（著有《杨振宁传》）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96年听杨振宁演讲时的一个细节。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杨振宁立即举手加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

2002年，杨振宁在旅居法国的发小熊秉明的葬礼上动情地念了一首熊秉明的诗：

在月光里俯仰怅望，

于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伴着土地的召唤，

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

外婆家的小桥石榴……

织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这是熊秉明的故乡，也是杨振宁心中“世界所有游子的故乡”。2003年，他终于离开居住了58年的美国，回到了这片有“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桥石榴”的土地。

2015年在接受采访时，杨振宁说了这样一句让人动容的话：“我曾说，我青少年时代，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老年时代，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今天，我希望翁帆能替我看到天大亮。”

（如 一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