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兰迪·波许，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人机交互及设计学教授。2008年7月兰迪因胰腺癌并发症在家中去世，年仅47岁。在逝世前几个月，他进行了一场轰动全美的“最后的演讲”。杰弗里·扎斯洛是《华尔街日报》专栏记者、作家及演讲家，其关于“最后的演讲”的报道影响全球。他也是兰迪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校友。

我一出生就像中了彩票一样，这也是我能够实现童年梦想的主要原因。

我母亲是一位严厉而保守的英语教师，她有钛金属般坚强的意志。她严格要求学生，哪怕学生家长对此抱怨连连。作为她的儿子，我对于她高度的期望略知一二，这也成了我的一笔伟大财富。

“二战”期间，我父亲是一名随军医护人员，参加过阿登战役。他创立了一个帮助移民子女学习英语的非营利组织。他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经营着一家小公司，靠卖汽车保险维持生计。他的客人大部分是穷人，有些有不良信用记录，有些收入有限，他会想办法帮他们办保险，让车上路行驶。我的父亲绝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理由数也数不过来。

我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的中产家庭中无忧无虑地长大。在我们家，钱从来都不是问题，主要是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很大的开销。他们节俭至极。我们很少出去吃饭，一年才看一两次电影。“看电视吧，”我的父母会这样说，“电视是免费的，或者去图书馆借本书看，这样更好。”

在我两岁、我姐姐四岁时，母亲带我们去看过一次马戏。到九岁时，我想再去看一次。“你不需要再去了，”母亲说，“你已经看过了。”

现在看来这有些让人难以忍受，但我确实度过了一个奇妙的童年。优秀的父母对我的人生有着非凡的助益。

我们买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思考的东西很多，因为我父亲对时事、历史和生活都怀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感染了我们一家。事实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以为世上只有两种家庭：

1.连吃晚饭时都离不开字典的家庭。

2.不需要字典的家庭。

我家是第一种。几乎每天吃晚饭时，我们都得查字典，而字典就放在离餐桌六步之遥的书架上。“如果你有疑问，”我的家人会这么说，“就去字典中找出答案。”

遇到问题时，我们不会干坐在那里瞎想，而是有更好的方法：打开百科全书，打开字典，打开思路。

我父亲也很擅长讲故事，他总是说，每讲一个故事都应该是有缘由的。他喜欢讲一些幽默的奇闻轶事，而这些轶事最后都会转化为道德故事。他非常擅长讲这类故事，我也学习了他讲故事的技巧。所以，当我的姐姐塔米在网上观看我的演讲时，她似乎听见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声音，那是父亲的声音。她知道我借用了不少他的智慧。我一点儿也不否认。其实，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在台上传达父亲的思想。

每次与别人聊天，我几乎都会引用父亲的话。一部分原因是，如果你只陈述自己的观点，别人通常会无视它。而如果你借用第三方的智慧，就会显得不那么傲慢，你所讲的也更容易被接受。当然，如果你有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做后盾，就会情不自禁地抓住每一个能引用他的话的机会。

父亲还告诉我许多处世之道。他会说诸如“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做决定”这样的话。他还告诫我，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人际关系中，即使我处于强势地位，也必须公平行事。“即便你握着方向盘，”父亲说，“也不代表你必须从别人身上碾过去。”

最近，我发现即使是父亲没说过的话，我也会“引用”。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都不妨借他之口说出来，因为他仿佛无所不知。

此外，我的母亲也非常有智慧。在我的一生中，她一直认为她的使命是让我戒骄戒躁。我对此十分感激。即便是现在，如果有人问起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还会说我是个“机灵的孩子，但不算早熟”。如今这个时代，父母爱把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夸成天才，但我母亲认为“机灵”已经算是夸奖了。

我攻读博士学位时，修了一门叫“理论入门”的课。现在看来，这门课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仅次于化疗的糟心事。当我向母亲抱怨考试有多难、多可怕时，她俯下身，拍拍我的胳膊，说：“亲爱的，我们知道你的感受。但是你要记住，像你这么大时，你爸爸已经在和德国人打仗了。”

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母亲喜欢这样介绍：“这是我儿子，是个博士（doctor），但不是治病救人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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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别人。他们总是寻找一些不同寻常的大项目，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们在泰国的农村资助建设了能容纳五十名学生的宿舍，让那里的女孩子可以继续上学，而不会沦落风尘。

母亲做起慈善来总是特别慷慨，父亲也乐于为了慈善献出一切，他们衣着朴素，也没想住进人人向往的郊区大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父亲是我认识的最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人。他还是社会公平的忠实拥护者。他和母亲不一样，他并不会轻易地信奉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是长老会教徒）。他更关注宏大的理想，将平等视为最伟大的目标。他对社会有很高的期望，尽管这些期望往往难以实现，但他仍旧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乐观主义者。

父亲八十三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便决定捐出遗体供医学研究，并继续给泰国的学生捐钱，让这个项目可以至少再维持六年。

许多听过我最后的演讲的人都注意到了，我在大屏幕上放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穿着睡衣，支着胳膊肘，脑袋斜靠在手上。很明显，我是一个有伟大梦想的孩子。

我身前横着的木板是双层床的栏杆。父亲擅长做木工，这张床就是他给我做的。我脸上的微笑、眼神和那块木板都提醒着我，能有这样的父母就像是中了彩票。

我知道，尽管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母亲，能给他们的人生提供指引，但是他们即将失去父亲。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还是让人心痛。

我相信，父亲会认同我在人生最后几个月的安排。他也会建议我帮妻子杰伊安排好一切，尽可能多地陪陪孩子们，正像我现在做的一样。我知道他能理解我们搬到离杰伊的家人更近的弗吉尼亚州的意义。

我还相信，父亲会提醒我，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知道父母对他们的爱，而这件事并不一定要在父母活着时才能做到。

（心香一瓣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最后的演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