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11（2025）03－0043-06
反思“二战”是阿伦特理论思考的起点，阿伦特认为，纳粹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断裂带来的恶果。真正的“政治”起源于古希腊的经验，古希腊人曾经拥有行动的自由，并凭借着自由的行动建立起城邦政治制度。后来，人类的政治生活开始堕落，柏拉图将政治实践贬抑为哲学家达到“理念”的手段，开启了西方政治哲学新的传统。阿伦特把这个传统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于人类既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劳动、工作、行动对于人的不同意义，又纵容劳动、工作对行动精神的侵蚀。在此批判的基础上，阿伦特提出行动对于人的意义，在于人类能够凭借着行动的能力自主地构建起政治的共同体。
一、行动与政治的关系
“人是政治的动物。”阿伦特从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中获得的首要教益是：人是一种动物，但人和其他动物有区别，区别之处在于人的政治性。当然，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发展至今，“何谓政治”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说，哲学家们对人类想要什么样的政治和人类可以拥有什么形式的政治依然争论不休。在这里，我们不妨暂且采取一种对政治最低限度的解释，即人以某种方式聚集生活在一起。这个政治的最低限度解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阿伦特达至特殊政治见识的思想理路。回到阿伦特收获的教益，在她看来人与动物的相同与差异都通过人的积极活动表现出来。人的积极活动包含劳动、工作、行动三种形式，劳动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生命维持所需的物质，最能体现人的动物性本能；行动是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活动，体现了人的自由，是超越于人作为动物的自然本性;工作（制作）按照主观意图对自然对象进行加工，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摆脱自然的超越性，又必然受到自然的限制。这种区分方式虽然不构成一个严谨、明晰的区分，但它旨在象征性地说明劳动、工作和行动分别对人具有不同层次、不可通约的意义。其中，行动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平等且独立的公民以行动和言谈的方式处理公共问题而形成的自发政治秩序，这正是人类超越性的根本实现。阿伦特也相信，现代政治生活的衰落应该归结于人们的现实观念中劳动、工作、行动各自的意义发生了错位，以至于用工作的WW8IlDZlSq7MIq7g8cmQLhwFa6i0AjXw6eFEuz5Ksc4=精神去指挥行动，把劳动的精神适用在工作和行动上。
人的劳动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劳动的第一个特征是必然性，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方式，如同动物捕食，植物从大地汲取养分，人通过劳动向自然换取生命必需品。劳动的艰辛由生命必然性决定，劳动之于人是一种被迫、不自由的活动，并且只能转移，不能摆脱。但是，劳动生产出的产品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生命过程吸收或自行腐烂。所以，劳动的第二个特征是循环性，劳动产品具有和自然生命类似的运动轨迹，其产生就意味着走向死亡的过程，一切劳动的产品和生命一样被卷人了永恒的自然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
人类并不止步于压抑、被迫的劳动状态，而是寻求以任何方式实现对自然本性的突破，这些方式也构成了人类自由的不同形式。首先，自由最直接的表现是，人总是挣扎于劳动的必然性和摆脱劳动重负愿望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在这种矛盾中滋生出了蔑视劳动的看法。在古希腊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之中，奴隶主通过把自己的劳动重负全部转嫁到奴隶身上，占有奴隶的劳动产品，从而实现无劳动的生命活动，获得多余的空闲时间投身于政治活动。实质上，古希腊对奴隶非人的贬低和对公共事务的追捧，根源于他们对摆脱劳动、实现自由解放的朴素愿望。劳动的必然性和摆脱劳动的愿望之间的张力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即使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18世纪国民经济学家主张“劳动创造财富”也没有扭转人对劳动的根本性认识。重新肯定劳动的价值没有让人心甘情愿忍受劳动的艰辛和放弃对自由的追求，相反，“劳动创造财富”的口号驱动着人把其他所有“积极活动”都置于生命必然性的压力之下，以至于科学技术虽然能够提高劳动产量、减轻劳动的重负，却也推动了整个人类世界沦为永不停歇的劳动生产过程。其次，自由表现在人通过工作、行动的方式建立起人的世界，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束缚，获得了区别于其他生命的内容。一方面，人手制造的产品具有耐久性，木头做成的桌子能够比桌上的苹果，甚至比桌子的主人在这个时空中停留更长的时间；桌椅、房屋等凡是人手制造的产品组合起来形成人的世界，把人同无遮蔽的自然状态隔阻开来，人在相对稳固、耐久的人造世界中劳动、工作和行动。另一方面，单个人生命是从出生到死亡的短暂时间，由各种独一无二的事件构成他生命的线性发展过程，赋予他生命以特殊性，打破了个体生命在自然永恒中寂寞无声的状态；不同人的事务纠缠在一起组成的人际关系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1]144前者由工作的产品一—人造物建立起一个与自然保持距离的显性属人世界，后者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行动关系形成了一个隐性的政治共同体世界，这两个世界是合二为一的。
从这个合二为一的世界来看工作和行动的特征。有形世界由无数的人造物组成，每个产品的制作过程都是把一定的自然客体按照人类心灵的理想模型改造、加工出来，制造过程中包含着明确的手段和目的关系。人造物和劳动产品相比较，劳动产品一经产生就被消耗掉，但是人造物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功能性使用，它的存在时间超越了制造它的人的生命长度，具有一定的耐久性和稳定性。劳动产品、人造物和行动比较，劳动产品和人造物跟自然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这两者都取材于自然，又最终回归于自然；行动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它既不直接同自然发生联系，也不产生什么新的东西，行动表现出创造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阿伦特认为，行动就意味着去开始某项事，“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1]139。单个人带着某种意图去行动，但是他并不能成为所谓的完整的行动主体，而只能说是行动的发起者。因为行动一经展开就卷入了人际关系网中，固有的客观条件、他人的意志和愿望、偶然性因素等相互叠加在一起，使得行动过程和结果并不能由行动发动者控制。行动始终对它的发动者保持开放性，因此，在由许许多多人的行动事件构成的基础上，人的政治共同体也表现出不确定性。
如果政治的最低限度解释是人以某种方式聚集生活在一起，那么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方式一定是行动。行动是政治形成的开始，当劳动、工作、行动保持各自活动意义的时候，人类凭借着自由的行动能够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这个良好的政治社会反过来又维系着人的自由行动能力。遗憾的是，这个良好的政治社会也极易败坏。希腊城邦衰败始于柏拉图开始把“手段一目的”的关系应用于行动上，为正义的国家而设计出来的政治组织结构和国家法律，实质是把政治想象成和制造桌子并无二致的活动。政治生活的进一步败坏是发生在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将劳动的观念应用在工作和行动上，更加进一步压缩了行动的空间。在单个人眼中，劳动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生命必需品，这个目的可以仅仅在单个人和自然的交互中完成，而无须他人的参与，所以纯粹劳动的人是以动物的形式独自面对生命的必然性的。现代社会中单独劳动情形较为少见，但是机器化生产方式和科层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擅长将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工作”，这些人“工作”的最直接目的也是获得生存必需的资源，最终回归到了生产一消费的循环结构中，所以他们的一切活动实际上都是劳动意义上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孤独感弥漫于每一个“工作”的人中，他们各自只关注自己生存的重负而不需要与他人交往。劳动特征作用在人的所有活动中，最恶劣的状况是，在整个社会中所有人集合在一起，却如同一个人整齐划一地运动。这种社会的形成标志着以劳动特性取代工作、行动特性，成为全部积极活动的特性和精神的完成。
二、平等与卓越的精神
政治的败坏始于行动精神的丧失，政治的复兴则有赖于行动精神的唤醒。阿伦特相信良性的行动能够孕育出良好的政治，但她没有直接讨论政治结构和运行问题。因为在她看来，被理性设计出来的政治摆脱不了一定的目的性，无论该目的本身在何种程度上合乎人类理想，它在政治实践中必定会发生偏移，并且以目的为导向的行动就会腐蚀行动之自由原则。相反，政治制度的内容只是构成政治的很小一部分，它形成于人们行动时所凝聚而成的政治权力中。所以，阿伦特政治复兴之路是沿着行动一权力一制度的线索进行的。把惯常的政治观点一权力总是以威胁为后盾的统治，和阿伦特的主张相比较，阿伦特最大程度上卸除了政治中的暴力因素。
在这里，我们不过多地讨论政治权力问题，而将视线集中在“行动者的伦理秩序是如何生成权力的”。我们知道，权力还有别的获得方式，而且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权力是通过以威胁为后盾的强制统治来实现的。将这种权力模式和阿伦特的思想相比较，我们很轻易看到阿伦特的权力实体中蕴含着行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行动和言说的基本条件一一人的复数性，具有平等和差异的双重特征。”[1]138这是阿伦特关于“行动”范畴的重要论断，在这里，阿伦特就把平等的思想内嵌到影响行动的复数性境况中了。“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这句话向我们阐释了一个自然界的真相一一自然客观事物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普遍和必然的。这种差别的必然性也体现在人对自己的反思中，单个人与单个人不仅有生物学上自然禀赋的差别，更是在心理、偏好、出身等方面都表现出各不相同。并且，人能够认识、表达和交流自己和他人的上述差异。此外，差异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天然的高低等级分别，相互差别的人之间是平等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也是平等的。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成就了单个人的独特性，单个人带着自己的独特性走进了人的世界，和其他同样拥有独特性的人一起生活。正是单个人以这种方式切人人的世界，所以阿伦特称“人的复数性正是这种独特存在者的悖论般的复数性”。阿伦特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剥离所有人的一切特殊性外衣，再以抽象的眼光看待普遍差别的事实，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差异但平等的观点。这种平等关系的相互认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人总是能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人。人具有相似的感觉器官和感受能力，所以可以产生共同感，“行动”中的平等精神也是通过单个人的行动和言谈活动表露出来的。单个人作为独特的个体，始终是一个完整的存在者。他身上任何具有特殊性的标记都不足以构成他独特性的说明，他的体貌、品质、性格、爱好等一切特殊标记的总和也称不上是完整的，而这些所有特殊性的标记又被包含在他作为完整的存在者身上。这种完整性等同于这个人自身的全部，从他开始能够以言谈和行动的活动方式穿梭于人的世界中，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进行各种冒险事业的时候，他以他作为感性客体的存在和他所经历的全部事件凝聚在一起，塑造出独一无二的存在者。言谈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塑造和表现的双重作用，单个人所经历的事件本身就是由行动和言谈所构成的，行动和言谈也是对单个人“我是谁”的全部显现。显现具有普遍性，单个人在有他人在场的时候的行动和言谈，就是向他人表露自己是谁。反对者可能提出疑问，认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将自己显现给他人，作恶的人就极力要想把自己的恶行隐藏起来，更何况还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人。阿伦特对此种情况的回应是，行动对自身的显现是一种介于被动和主动之间的状态，既非出于维持生命而去劳动的，也非完全是行动者塑造形象的表演性活动。一般来说，单个人会在特殊情况下将自己的行动隐藏起来，但只要他作为世界中的单个人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就必然通过行动被他人认识。完全将自己隐藏起来的人肯定是离群索居的孤独者。所以，对单个人而言，只要他愿意将自己显现在他人面前，愿意去行动，那么行动的显现功能就是敞开和完全的。即使是一个奴隶，也可以选择拿起锄头砸烂自己的脚链，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行动可能失败，可能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但是他依然毅然决然地选择这么做，通过这个行动向他人展示出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单个人以行动向他人显现的过程，一定是发生在人们相互承认的平等关系中，阿伦特称他们为“同侪”。阿伦特说：“卓越，希腊人所谓的arete，罗马人曾称为virtus，总是被指定给公共领域的，因为只有在那里，一个人可以胜过其他人，让自己脱颖而出，每一次公开展示的活动都能够获得它在私人场合下无法企及的一种卓越；因为按照定义，一个人的卓越总是需要他人的在场，而他人的在场又需要形成一个由他的同侪所组成的公共领域，而不能是一些他的同等者或地位低下者的偶然或随便到场."[1]31“同侪”的经验来源于古希腊公共领域中被公民认可的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同侪”范围的扩大化是基督教“邻人爱”思想遗留下来的观念。正是“同侪”范围的扩大，扩大到能够囊括所有人，才和现代民主自由主义的平等精神相吻合。
“同侪”之间有着平等的关系，但是平等并不就是“同侪”。在暴君一个人的统治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很显然，被统治的人不可能在命运被压制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共同体。那么，“同侪”的构成必然包含着平等以外的要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阿伦特思考在行动者之间创生出政治或权力的可行性时，平等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因为政治还与行动的开创性过程有关。
各种行动事件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一些具有非凡意义的行动。阿伦特没有直接对行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只是以行动的典范故事向我们表明，正是行动中的卓越精神对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首先，什么样的行动能够获得“卓越”的称号？阿伦特始终强调行动对人的呈现作用，我们不可能准确地把握行动者的动机、计划、价值判断等内在面向，而只能通过他的言语和行动直观地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一个行动事迹是否卓越有赖于其能否获得他人的承认、赞美甚至是惊叹。诚然，我们发现卓越的行动总是合乎人的道德，因为人们只会把符合道德、正义的事情看作是卓越的，而不可能去赞美一个不义之举。但卓越是和德性不同的品质，德性要求在自我约束中包含着更多利他的因素，而卓越精神是一种以自我为动机和目的的品质，驱动着行动者为了实现不朽的功绩，获得荣耀的名声而进行冒险的事业。例如，阿基里斯在知道自己死亡预言的情况下英勇地赶赴战场，华盛顿、麦迪逊等人对名望的热爱是美国建国的有力保障。
其次，阿伦特通过对历史观念的观察发现卓越精神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勾连。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中，阿伦特梳理了西方历史观念变化的过程，比较了古代和现代关于“历史”范畴的区别。“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史学无论有何不同，他们都视意义为理所应当，或如罗马人所说的，每一个事件、作为或遭遇的教训都是从自身中和凭借自身揭示出来的。当然，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意味着把因果性和事件发生的背景排除在外，古人和我们一样了解因果性和背景。但是因果性和背景是从实践本身提供的意义中被审视的，事件本身照亮了人类事务的一个特定片段”[2]60所以从荷马、修昔底德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人类重大、特殊的事迹和人物用语言、文字的形式永远保留下来。这项工作意味着，虽然单个人是人的世界中的普通一员，虽然单个人以其一生的特殊行动事迹发动和参与历史的进程中，但不是所有单个人的行动都能以历史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只有那些能够称得上“伟大753882db168487e9cb617daf0a54634b”“卓越”的事迹和功业，才能够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古代人对历史的主张被现代贴上英雄主义或精英主义的标签，和启蒙运动带来的平等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对此，现代观念总是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名义加以修正。而在现代，历史在晦暗不明的规律指导下，变成了一个能够包裹住人类全部经验和事迹的过程，无论是平凡的还是卓越的行动和人都被吞没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做法产生了两种奇幻的后果。一是历史规律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规律的假设后，对历史活动进行预先设定，从现实中所发生的人类经验中截取它的解释所需要的内容。对历史的解释，突出强调规律发生的效用，以至于单个行动之间的联系丧失其本真，也使行动对于行动者的全部显现不再可能。二是现代历史观念适应了启蒙运动带来的平等主义思想，它对历史规律的强调，既降格了卓越、伟大的人和事迹在历史中的照亮意义，又把平凡的人和事迹拉人历史进程中，以至于无论历史规律的内容是什么，最终都可以表现为人民的力量凝聚成一股洪流不断推动社会奔流前进。
可以说，古代历史观更加青睐卓越精神，现代历史观则倾向于平等精神。就像在人类社会几次断裂的历史进程之间，是由革命般的事件来填补裂隙的，如中世纪基督教传统和新教观念的裂隙是由宗教改革来填补。当这两种人类历史观念发生裂隙的时候（平等主义和卓越精神的对峙），在阿伦特看来，也是由革命来填补的。也就是说，阿伦特以革命（作为一种历史中重大的人类行动）来说明平等与卓越能够共存，并更好地有利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革命不可能发生在单个人的行动中，它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单个人造成的开端，另一部分是许多人的加人，‘忍受’坚持到底、把事业‘完成'而得到的成果。”[1]148这样，开创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变成了统治者的角色；行动最初的相互依赖一开创者和领导者依赖其他人的帮助，他的追随者依赖他获得了行动的机会，分裂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作为统治者之特权的发布命令的功能和作为臣民之责任的执行命令的功能[1]149。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差别只是他们各自发挥不同功能的差别，革命的行动者们是“同侪”的关系，都是以自由、平等的关系发动和参与了这场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在革命中更具有创造性和冒险精神，从而被“同侪”认可为“卓越的”，但是领导者是不可能离开其他同侪的帮助的。阿伦特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历史中通常存在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等级差异，实际上是领导者把众人的成果宣布为已有的结果，从而使自己成为了“统治者”。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既不是阿伦特良好政治主张的全部内容，也不是阿伦特的革命观，而是将革命作为具有典范意义的行动来说明政治里卓越精神和平等精神的统一。这里，在形式上革命暂时获得了一种卓越精神和平等精神实质的结合。但它仅仅是暂时的，一方面是因为革命过程的后续发展，既有可能破坏平等精神，也有可能破坏卓越精神；另一方面，阿伦特绝不是单纯地把革命划分为领导者的卓越精神和参与者的平等精神的简单相加，虽然就政治经验来看，革命总是事实上表现为两个要素的结合。阿伦特更加坚信，卓越精神和平等精神是同时作用在每一个参加革命的行动者身上的。决心参加革命的每一位行动者，同时是平等和卓越的化身。每一个行动者都明白，他们是凭借着两种能力结为革命的共同体关系：既知道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又知道自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卓越和伟大而为着同一个目标进行着冒险的事业。
革命作为一项重大的行动和具有典范意义的政治活动，使我们看到了平等精神与卓越精神结合的可能。但是革命中卓越精神和平等精神结合的可能性，怎么能够说明阿伦特的良好政治秩序一一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力，也具有卓越精神和平等精神相结合的可能呢？结合阿伦特后来的作品《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阿伦特把革命理解为不仅是以暴力推翻旧有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力量，也包含了建立新的稳定政治结构的积极内容。所以，良好政治的形成本身就是革命般的创造性行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政治，美国革命大抵都是如此。况且，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我们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都发现了这种感召力，这种对史无前例的伟大性、辉煌性的再三强调。”[3]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说：“我不禁要说，这是一个在珍宝本身消失之前就已长久被遗忘和失落了的名字。在美国它叫‘公共幸福’，这个名字包含着‘德性'和‘荣耀’的弦外之音，我们较易理解的是它对应的法国名字，即‘公共自由'.."[2前一句话表示，卓越精神是存乎于所有革命行动之中；后一句表明，平等精神和卓越精神很容易被人们遗忘，它们只是在为数不多的人类政治经验中一闪而过。
三、结语
一些学者对阿伦特政治立场的认定非常有趣。谢尔顿·沃林就批评阿伦特是一个“政治精英主义者”，既无视民主的问题，又在政治的行动概念中过于强调“权威”“荣耀”“卓越”“野心”等，这些都是和民主的平等情绪不相符合的[4]。另一位学者乔治·卡提卡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十分赞赏阿伦特对政治卓越性的强调，并且认为“对政治卓越本性的探索无可置疑的是其著作的中心”[5]135。豪克·布伦克霍斯特在《阿伦特思想中的平等与精英主义》中认为，“她将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并不稳固地糅合在一起”[5]201。在这里，本文并不企图申明阿伦特是一个平等主义者，抑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而是认为，在阿伦特设想的以人们的行动能力塑造出来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共同体中，平等与卓越的精神始终是同时存在又保持着紧张关系的。这也从侧面表明，从行动中发动出的政治主张很难引向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设计，而又不破坏政治公民的平等和卓越的追求。即使是阿伦特所赞赏的美国革命，也遭遇严重的大众民主破坏。那么，在当下的政治生活中，我们重申平等精神和卓越精神又有什么意义呢？阿伦特告诫我们，政治不会一劳永逸地被创造出来，而是由人的行动去发端和创造。良好政治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即人们用正确的精神去行动，去参与政治生活。
[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3.
[4]Sheldon Wolin.Hannah Arendt：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al[M]//In Hannah Arendt： Critical Essay，edi-ted by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289 -306.
[5]达纳·维拉编.剑桥阿伦特指南[M」.陈伟，张笑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