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11（2025）05－0003-04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不仅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更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形成具有主体性的新文化生命体。这一思想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也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当前，面对全球文明互鉴的新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方法论，为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从理论内涵、理论贡献、实践要求和未来展望四个维度，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化与创新，以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一、理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根本原则，以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战略目标，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实践路径与历史使命。其核心要义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确立文化自信的战略地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需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弘扬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实现。二是提出“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三是构建文化主体性，明确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与现代转型逻辑，强调文化发展需立足本土实践，同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范式。其精神实质体现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注重从中华文明根基中汲取创新动力，通过守正创新实现文化生命力再生。
（二）“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内在逻辑“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科学内涵包含三重维度。其一，历史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辩证法与中华文明中的“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形成深层呼应，如将“实事求是”的传统治学态度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其二，价值融通性。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类解放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民为邦本”理念高度契合，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文化资源。其三，实践创新性。激活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智慧（如“选贤与能”）生态观念（如“天人合一”），为解决现代治理与生态文明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其内在逻辑遵循“历史一理论一实践”的辩证统一：历史维度上，以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性为根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理论维度上，突破教条化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形态；实践维度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推动制度创新与价值引领
（三）两者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关联与融合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第二个结合”在理论层面构成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前者为文化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后者则为理论创新开辟实践路径。两者融合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理论深化的协同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主体性的论述为“第二个结合”奠定认识基础，“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又反哺理论体系的完善；其二，功能定位的互补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侧重顶层设计，“7b1db1a9548beb64a1f6285e084eaf3955ba379765cb01ac7af00a85bef8dbcf第二个结合”着力解决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具体命题；其三，目标导向的一致性，两者共同指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两者融合推动形成“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文化发展格局，促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指导作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禀赋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深度嵌合。
二、理论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化与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性突破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性突破方面，实现对传统理论框架的重构与创新，该思想首先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根本工程。借助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在文化价值层面，该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价值需求相结合，既传承“天下为公”的治理智慧，又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上取得突破，提出“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深厚的自信，强调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必须依托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深刻把握，这一论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为构建新时代文化发展理论奠定基础。
（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理论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核心路径，即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具体操作层面，该理论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甄别，保留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同时强化其现代社会适应性。例如，将“民惟邦本”的传统治理理念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延续了历史智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必须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协同，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求在经济建设中融入文化元素，在科技创新中传承文化基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模式。该理论还突破传统文明转型的单向度思维，提出“文明互鉴”理念，主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平等对话，既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又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提供中国方案[2]
（三）文化话语体系的重构与话语权提升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文化治理的核心话语，将中华“和合共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相结合，提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对话范式。在话语内容层面，该理论强调构建“融通中外"的概念体系，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等术语，既反映中国实践，又契合国际社会对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诉求。在传播策略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要求通过具象化叙事、跨文化传播等手段，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文化符号。此外，该理论突破了传统话语体系的静态结构，强调动态构建过程，提出“在斗争中争取话语权”的策略，要求在国际舆论场中主动设置议题，回应西方意识形态挑战。这些理论创新不仅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推动了全球文化治理体系的变革，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文化主权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实践要求：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的行动路径
（一）坚持人民立场，夯实文化实践根基
文化实践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发展必须始终围绕人民需求展开，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文明“民惟邦本”的治理智慧深度融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导向，要求文化成果的创造与分配必须体现公平性与普惠性。在新时代语境下，人民立场体现为尊重群众文化创造活力，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文化资源配置，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例如，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与非遗传承项目需充分考虑地域特色与民众参与度，使文化实践真正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纽带[3]。这一路径要求文化政策制定者深入调研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建立动态反馈机制，确保文化供给与群众期待形成有效呼应，同时借助数字化传播、社区文化活动等渠道，构建全民共享的文化生态。
（二）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为确保“第二个结合”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党的领导起着关键引领作用。第一，党通过制定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文化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为文化发展指引方向。第二，在意识形态领域，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抵御西方不良文化思潮的侵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第三，党组织文化工作者深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其理论素养，使其在文化创作、研究中能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党的文化理念贯穿于文化实践的各个环节，保障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让“第二个结合”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
（三）坚定文化自信，传承文化根脉
在推进“第二个结合”进程中，坚定文化自信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重要前提。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对儒家“仁爱”道家“道法自然”等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挖掘其当今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建设博物馆、文化遗址公园等，使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古老的文化遗产“活”起来，增强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为“第二个结合”筑牢文化根基，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4]
+/t6PF2ErYR5X6k1OjrB0y/45JjUvohHhBkh5n7QAR0=（四）立足时代需求，推进文化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创新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文明进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中华文明的变革基因相结合，推动文化创新聚焦三个维度：其一，回应技术革命挑战，探索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与文化传播的融合路径，如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其二，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将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转化为现代治理方案，如借鉴“乡约”制度优化基层协商民主；其三，应对全球性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这一路径要求建立文化创新激励机制，支持跨学科研究团队攻克文化科技融合难题，同时完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防止低俗化、娱乐化倾向消解文化价值。
四、未来展望：迈向文C9IaOjctHyWtZmiBRnjMEefDOQim87oztdcVYjbeEYw=化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
（一）深化理论创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范式的重构，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华文明解释框架。
这一体系以中华文明连续性为根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深度融合，形成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哲学体系。例如，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结合，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模型；以“民惟邦本”思想为纽带，发展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机制。理论创新需聚焦三个维度：其一，系统梳理中华文明基因库，提炼“和合共生”“革故鼎新”等核心概念，建立跨学科研究范式；其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困局，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的对话，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解释框架；其三，完善自主知识生产机制，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形成兼具民族特质与全球价值的理论产品。这一过程需遵循“历史逻辑—理论抽象一实践验证”的辩证路径，在守正中实现理论突破，在创新中巩固文化根基。
（二）强化技术赋能，塑造文化发展新生态
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突破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可能。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技术应用需遵循“以文化人”原则，避免技术异化对文化本质的消解。技术赋能的核心在于构建“文化数字化生态系统”，其建设路径包括：第一，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孪生库，运用三维建模、高精度扫描等技术对文物进行全息记录，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沉浸式文化体验；第二，开发文化大数据平台，整合文化资源分布、消费偏好等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智能决策支持；第三，创新文化传播形态，利用生成式AI创作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数字内容。技术伦理问题需同步关注，应制定AI文化应用的伦理准则，如限制算法偏见对文化多样性的损害，建立文化数据使用的权限管理机制。生态构建还需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文化科技融合实验室建设，培育复合型文化技术人才队伍，最终形成“技术驱动创新一创新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5]
五、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新境界，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核心贡献在于构建了兼具民族特质与全球价值的文化理论体系，通过激活中华文明基因、重塑文化主体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这一思想不仅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基，更通过文明互鉴范式重构，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东方智慧
面向未来，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进一步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着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需拓展实践路径，在技术赋能中探索文化数字化转型的新范式，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需发挥国际传播效能，以“和合共生”理念推动文明对话，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唯有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时代需求，方能在文化主体性与全球化的张力中开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境界，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程霖，周瑞，陈旭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分析性之辨：兼谈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国经济学构建[J].经济研究，2024（3）：11-13.
[2]刘力波.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层逻辑［J].思想战线，2024（1）：7-15.
[3]张跃国.立心与立命：“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再造逻辑[J].开放时代，2024（3）：23－25.
[4]李承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三种进路：兼论对“第二个结合”的启示［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3）：1-9.
[5]郭美静.“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软实力提升的有效路径［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33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