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形成方法、特征和意义-南腔北调2025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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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腔北调》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形成方法、特征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11(2025)05-0011-0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及民主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产物,是对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的守正和创新,这一重要论述由于时代和实践等因素的注人而耀眼生辉,成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探讨该论述形成的方法、特征和意义,能更好地领会论述本身的独特价值。

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形成的主要方法

习近平善于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工作,其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形成是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其中,主要的方法包括实事求是、问题意识、抓铁有痕等。

(一)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是指客观事物,求是指求得规律性,实事求是即指遵循具体实际情况去探寻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习近平非常重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认为实事求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在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创新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这一重要论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辩证对待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协商民主思想,是习近平对实事求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表现。一方面,对这些思想中的科学性,习近平予以明确继承。面对西方攻击我国民主和人权,否定我国政治发展道路时,他保持清醒的头脑,立足国情,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的独特优势,明确坚持和发展包括政党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对协商民主探索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如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完善,习近平强调要吸取教训并总结经验。此外,习近平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紧紧把握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多次赴各地考察,调研实际情况,得到真实材料。

(二)树立问题意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意识是对事物矛盾的敏锐感知,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习近平特别重视问题和问题意识在开创性工作中的作用,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2]。他指出“民主”就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3]296,正确面对协商民主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树立问题意识既要求善于发现问题,也要求善于解决问题。在发展协商民主中,习近平从两方面践行了这一要求。一方面,他多渠道发现问题,不仅深人基层进行实地考察,还通过群众座谈、分析典型协商案例、听取民主党派建议等方式广泛收集意见。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协商民主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有些地方的协商主体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协商生态环境堪忧;一些协商主体不敢协商、不懂协商,协商能力水平不够;有些协商存在形式主义,以通报或部署代替协商,协商不实不深。另一方面,习近平对这些问题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对不同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如在协商主体作风方面,加强作风建设,整治官僚主义,营造健康的协商生态;在协商能力方面,加强协商能力培训,明确协商流程和规范,提升协商水平;在形式主义问题方面,严格区分“通报/部署”与“协商”的界限,建立协商实效评估机制,确保协商内容具体,过程深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推动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三)做到抓铁有痕

抓铁有痕就是要以坚决的态度和十足的劲头干出成效,这是习近平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重要秘诀。他从政之初就有“入苦海”的决心[4],坚持虚功实做的理念,提出“行动最有说服力”,强调“撸起袖子加油干”。新时代的协商民主之所以发生创造性发展,与习近平这种抓铁有痕的实干精神密不可分。

要做到抓铁有痕,一方面,就要对工作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习近平强调,在前进的路途上我们可能会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面对协商民主发展中的各类问题,习近平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比如,着力解决协商制度建设上的不足,持续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表明做好协商民主工作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这体现了习近平不畏艰险,勇赴使命的强烈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就要真抓实干,抓出成效,落到实处。习近平敢于迎难而上,善于发扬斗争精神,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协商民主有了清晰的工作任务和可靠的运行程序,有效改变了原来协商成效不佳的状况,推动了协商民主事业的长远发展。这印证了习近平“抓与不抓大不相同”观点的科学性,正是这种真抓实干精神,使我国协商民主事业有了全新的改观,得到了不断发展。

二、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形成的显著特征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内在彰显着多元特征,其中可谓显著者,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历史性与现实性相交融、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是理论性结合实践性的结果。习近平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15,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5]9,认为真正的思想需要在实践中形成,也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不是把理论性与实践性相割裂,而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因为,理论脱离了实践就变成了空洞的、僵化的教条,而实践脱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就变成了盲目的、莽撞的行动,因而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习近平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既读原著悟原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又根据变化了的实践进行与时俱进的思考探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产生就是鲜明的特征,在理论思维指引下,其对既有协商民主思想进行辩证性继承,同时以新时代条件下是否需要协商、协商什么、如何协商为主线,立足实践总结经验,着力解决我国协商民主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用新的思想来指导新的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思想。以政党协商为例,其协商内容的几经调整和精简就是鲜明体现。因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产物。

(二)历史性与现实性相交融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体现了历史性和现实性的交融。历史性由历史观决定,习近平充分运用大历史观,从古代到现代的纵向、从中国到世界的横向,多维立体的历史考察具体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形成过程中,如指出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3]294,可以说,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尊重历史逻辑、注重历史连续性和挖掘历史资源的必然结果。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具体现实中诞生的,习近平直面现实问题,提出要以实际问题和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来构建新理论,这突出表现在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上。历史与现实具有相通之处,但这种相通需要正确的历史观来把握,习近平十分注重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强调“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才能赢得未来。这种思维贯穿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发展的全过程,既打通历史,借鉴历史资源汲取协商养料,又认清现实,以深邃眼光和战略视野审视协商问题,还着眼未来,在与国外政治发展道路的比较中,坚定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自信。

(三)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政治性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重要特征,集中体现为“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指出,政治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问题,要“牢牢把握各项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6],因此,协商民主的内容都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重要问题,其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要求是加强协商主体在协商中的素养和能力,提升民主协商的氛围和实效。人民性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又一鲜明特征,集中体现于,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民至上”“协商为民”为根本遵循,在评判标准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为得失依据,在力量源泉上坚持以“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睿智之言、务实之策根植于人民”为来源途径。习近平强调,“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3]332,指出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两者不能相互脱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重要论述坚持了政治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特别强调协商民主是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3]294。比如,政治协商既可以达到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治理水平的政治目的,又可以保障人民持续参与政治生活、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的,显示出深厚的家国意识和人民情怀,充分体现了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内在统一。

三、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形成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形成,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开辟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新境界的理论意义,凝聚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意义,贡献中国方案发展人类政治文明的世界意义。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新境界

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的指引下,继承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协商民主的重要思想,并立足新的时代条件进行协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围绕新时代协商民主的科学定位、内容形式、责任要求、制度机制、原则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集中论述,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问题,揭示了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开启协商民主新征程的科学指南。这一重要论述内容极为丰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总之,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新境界,成为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智慧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需要凝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协商民主则为此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作为系统严密的协商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能够广泛凝心聚力,有力推进中国梦的实现。这一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协商民主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找到了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注重协商反馈,实现了决策科学化;大力推进制度化建设,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协商制度体系,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强调党的领导,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又注重发扬民主,以集思广益的态度听取意见建议,这样就集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结成了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在这一重要论述指导下,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以政党协商为例,民主党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介绍,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至2021年6月,中央层面召开政党协商会议170余次,民主党派提出书面意见建议730余件,许多转化为国家重大政策[]。地方层面也积极开展协商,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三)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人类政治文明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西方的民主政治曾经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即使在今天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不难看出,当前西方世界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上出现的一系列难题,彰显其民主的日益衰败之势。其根源在于,西式民主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特定集团的利益,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允许人民深人参与政治活动,从而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分化。为此,西方理论界提出了协商民主,以图挽救“西方之乱”,但并非要创造新的民主形式来取代,因此,人类政治文明需要新的方案。习近平指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有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8的巨大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五个“可以广泛”[3]295的独特优势,这是西式民主所无法比拟的。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又找到了协调各方关系的民主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民主形式行得通,很管用,以高质量民主促进了高效率治理,形成了“中国之治”的局面,体现了对西方民主的超越,贡献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4.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218.

[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N].人民日报,2020-12-26(1).

[7]中国新型政党制度[N].人民日报,2021-06-26(2).

[8]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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