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11（2025）05-0035-04
一、近代中国哲学转型与“中西体用”之争概述
近代中国哲学转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性质转变，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冲击着国人。在此之前，虽然中国历经改朝换代，但始终由中国人掌控政权，是一部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使中国陷入屈辱的深渊。为了保家、保种、保群、保国，近代中国人民不仅在行动上与帝国主义顽强抗争，在思想上也积极寻求变革[1]。这就为近代哲学的转型提供了社会历史契机，促使其必须实现从崇尚君权和夫权向推崇人权和国权的转型，以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的哲学转型具有鲜明特点。它显示出与古代哲学的对立和差异，带有浓重的转型特征，旨在最大限度地克服中国古代哲学的惰性、奴性和陈腐性，营造新的哲学构架和价值体系[2]。
与此同时，“中西体用”之争成为重要思潮。近100多年来，围绕该问题争论不断，出现了“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新”论以及“中国模式”论等。这些观点蕴含着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概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随着全球经济推进，特别是西方三大经济体陷入困境，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始于2009年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1年的日本债务缠身与灾后经济恢复缓慢等问题，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思，西方民主制度弊病频遭批判。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民主制度受到更多关注与赞誉，使得“西化”与“中化”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中西体用”之争也在不断发展演变。
二、“中西体用”之争的主要流派及其主张
（一）“中体西用”派
“中体西用"派是近代中国“中西体用”之争中的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众多，张之洞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派的核心观点是在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等“体”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等"用”[3]。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动摇，而西方的先进技术可以为我所用，以实现国家的富强。
在实践应用方面，“中体西用”派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如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还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传播。
然而，“中体西用”派在近代中国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试图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这种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随KWQLMbt6slqOGuuB+yvvNQ==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也证明了“中体西用”思想难以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且，该派过于强调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较为片面，阻碍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制度的进程。
（二）“全盘西化”派
“全盘西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胡适。“全盘西化”派主张全面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和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腐朽的，只有彻底西化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4]
在实践途径上，“全盘西化”派通过宣传西方的思想文化、倡导文学革命等方式，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制度。
在当时社会，“全盘西化”派的观点引起了较大反响。一方面，它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激发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和学习热情；另一方面，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极端，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民族特性。“全盘西化”派存在的问题十分明显，它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难以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而且，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三）“西体中用"派
“西体中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季泽厚。“西体中用”派认为，西方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是先进的“体”，而中国可以在引进这些“体”的同时，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来进行调节和补充[5]
在文化策略上，“西体中用”派主张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如和谐、仁爱等，可以为西方文化提供有益的补充。
“西体中用”派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既强调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然而，该派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何准确界定“西体”和“中用”的内涵和范围，以及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是需要解决的难题。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矛盾，需要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
三、“中西体用”之争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历史影响
（一）思想观念的转变
“中西体用”之争犹如一场思想风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其价值与局限。以往，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绝对权威，不容置疑。然而，“中西体用”之争使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一些封建礼教、保守观念等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例如，“中体西用”派虽然强调维护传统文化的“体”，但在实践中也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一定的调整和改良，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作用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中国人的认识和接纳程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争论之前，西方文化被视为“蛮夷之学”，遭到排斥。但随着“中西体用”之争的展开，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在科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先进性。“全盘西化”派虽然观点极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现代化进程的探索
“中西体用”之争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技方面，“中体西用”派推动的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例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企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这些企业采用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方面，“中西体用”之争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全盘西化”派主张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虽然未能实现，但也促使清政府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戊戌变法。这些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教训。
在经济方面，“中西体用”之争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洋务运动创办的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采用了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西方的经济思想和管理经验也逐渐传入中国，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三）文化传承与创新
“中西体用”之争对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8]。“西体中用”派主张在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调节和补充，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一种思路。
例如，在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白话文、引进西方文学思潮的同时，也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传承。鲁迅、胡适等文学家在借鉴西方文学创作手法的同时，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在艺术领域，中国传统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在与西方艺术的交流中不断创新。一些画家在保留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和构图方法，创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总之，“中西体用”之争使中国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中西体用”之争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现实启示
（一）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
在当代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中，树立文化自信与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至关重要。“中西体用”之争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价值，我们应坚定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仁爱、诚信等价值观，历经千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这些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也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智慧。
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历史上，“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流派的争论，让我们认识到闭关自守不可取，盲自照搬也不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我们应像“西体中用”派所主张的那样，以开放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和文化理念，为我所用。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创新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发展。只有将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相结合，才能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绽放光彩，推动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不断前进。
（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中西体用”之争为当今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理论创新方面，我们不能拘泥于传统理论，也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理论，而应结合中国实际，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近代中国的各种流派在争论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些观点存在局限性，但都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而来的。
在实践探索方面，我们要勇于尝试，敢于突破。“中体西用”派推动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一次大胆的实践尝试，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我们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发展策略。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要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色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发展模式需要兼顾全球视野和本土特色，实现与世界的互动和共赢。“中西体用”之争让我们明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们不能忽视本土特色，也不能闭门造车。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这是我们发展的根基。我们应充分发挥本土特色的优势，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庞大的市场规模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同时，我们要具备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在科技、贸易、环保等领域，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例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全球视野下的伟大实践，它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实现了互利共贏。我们要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基础上，融入全球发展潮流，使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结语
近代中国哲学转型中的“中西体用”之争，既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危机中寻求出路的理论探索，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想缩影。这场争论以“体用”关系的思辨为核心，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为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西体中用”，不同流派的主张本质上是对中国如何实现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转型的路径选择。这些探索不仅推动了思想观念的革新，也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当今语境下，这一争论的现实意义更显深刻：它提示我们，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既不能固守文化封闭的窠白，亦不可陷人盲目追随西方的误区，而应在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辩证统一中，构建兼具主体性与全球性的发展道路。通过批判性继承“中西体用”之争的思想遗产，当今中国得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坚守文化根脉，同时以创新实践回应时代挑战，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这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既是文明自觉的体现，亦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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