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11（2025）05－0019-04
一、马克思主义反精神贫困思想的生成逻辑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凸显，工人阶级的精神贫困问题也愈加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精神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精神贫困思想。
（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充分暴露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革命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财富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6。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为了满足“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2]，让工人陷入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窘境。双重贫困的叠加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发展鸿沟”以及“社会撕裂”等深层次问题，充分暴露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暴露让资本家维护、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谎言无处藏身。事实胜于雄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能解决无产阶级精神贫困问题，恰恰是造成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根源。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自身的精神贫困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对黑尔格精神贫困思想的批判
b4oBbOw4Oj57QPCWJ64Mog==黑格尔从法哲学出发对精神贫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他认为，“精神贫困是现代社会中底层劳动人民对自食其力精神的背叛，以至于好逸恶劳、懒惰懈怠，根源于劳动者对社会错误的认知”[3]。为消除这一现象，黑格尔提出通过“市民社会的‘辩证法'的方式”[4]（海外殖民方式）来解决工人精神贫困问题。然而，此方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底层贫困者在殖民地建立的社会体系仍然遵循市民社会原则，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存在，底层群众的物质贫困现象就不会出现任何改变，精神贫困问题必然会重新出现。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解决方案仅仅延缓了精神贫困的形成时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精神贫困难题。
黑格尔无法解决精神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他坚持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错误地把个人先天禀赋与财富分配不均等偶然性因素看成造成精神贫困的根源，而未能认识到物质贫困才是造成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真正原因。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对社会意识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指出无产阶级精神贫困并非纯粹的观念问题，而是与物质贫困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重新确立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精神贫困理论的反思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充满贫困悖论的时代。“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5]743-744针对贫困悖论，费尔巴哈认为，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界之间形成一种专制关系。这种关系“对精神起限制和破坏的作用，它扼杀了发明精神"[6]15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回归自然，认为“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我们应该顺应着自然生活”[6]41并强调只有依靠“爱”，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美好的生活。
显然，费尔巴哈将“爱”视为破解精神贫困问题的关键，这一观点存在根本性缺陷。他未能准确把握人类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导致其唯物主义哲学带有明显的局限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揭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缺陷：“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7]499 费尔巴哈无法认清旧唯物主义的缺陷，脱离物质条件、抽象地谈论精神，用“精神”来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注定是行不通的。
二、马克思主义反精神贫困理论的精髓要义
无产阶级的精神贫困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反精神贫困理论揭示了精神贫困的定义与根源，探讨了解决无产阶f9OhV9x6mknaV5EuhVpJ3Q==级精神贫困的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反精神贫困思想的科学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精神贫困是相对贫困在文化层面的具体表征，深刻反映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弱势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精神贫困反映在文化教育、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水平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人思考分析后对精神贫困问题进行了概念界定。
工人接受的教育发生异化。教育本应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教育却异化成资产阶级统治工人的有效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控着教育体系，工人被迫接受资本主义教育。资本主义教育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其根本目的在于“把人训练成机器”[1]48，让工人成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主义教育既延续着宗教教育的传统功能，也致力于发展技术教育。宗教教育向工人灌输宗教观念，强化对工人的精神奴役，将工人引向对“来世”或“命运”的寄托，消解工人的反抗意识。技术教育让工人阶级在精神上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工人沦为机械化的生产工具，丧失精神上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在多数情况下，资本主义教育实质上沦为资产阶级招摇撞骗的幌子，其真正的教育价值微乎其微。
工人扭曲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表面上体现了人类对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价值的追求。然而究其本质，它只是资产阶级人为建构的意识形态工具，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资产阶级价值观用观念解释历史，用“终极价值"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合理性，削弱无产阶级斗争精神。资产阶级价值观用观念统摄现实，用“爱”消解不同阶级主体之间的差异，劝慰工人安于现状，接受现实，淡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资产阶级价值观用观念预测未来，将资本主义制度描绘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从而否定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扭曲工人的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道德是现实生活在观念层面的反映，其发展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将本阶级的道德观标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并通过抽象的人道主义迷惑和蒙蔽无产阶级，消解无产阶级的主体价值与意义。更为严重的是，在资产阶级道德观的侵蚀下，部分工人逐渐丧失了主体性，陷入“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逐女人”[7]432的麻木状态，导致道德水平持续下滑。许多工人频繁参与盗窃、斗殴等犯罪事件，甚至沦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者、饥饿者、穷困者和罪犯”[7]171 。
（二）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根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是造成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经济根源。生产力与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利用形式是两回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受到资本的制约和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但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精神贫困。资本逻辑对工人生存时空进行双重“操纵”，消解了工人生存时空的正义性。在空间维度上，资本通过工厂制度、劳动分工和城市化进程，将工人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生产场域之内。在时间维度上，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强化劳动强度以及碎片化工时安排，剥夺了工人自主支配时间的可能性，导致工人的精神世界被物化为商品生产的精准程序。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造成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器物根源。机器的一般应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两回事。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应用呈现出双重属性。一方面，机器成为“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5]469。机器的一般应用促进了人类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无产阶级陷人精神贫困。机器本应成为“人类器官的延伸”，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获得了虚假的主体性，而真正的劳动主体一工人却沦为机器的“肢体”。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没有把工人从繁重、危险、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加剧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精神剥削。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制度根源。劳动本应是劳动者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被异化为压迫性的活动。劳动者在创造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否定自身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述，工人在生产活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7]159。这种制度性扭曲导致工人产生焦虑、烦闷等消极心理状态，消解工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价值追求。
三、马克思主义反精神贫困理论的当代启示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双富裕。党的二十大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8]。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逐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可以消除精神贫困
根据马克思、HOJhkedjetijoOJfARnXCC/MCGGiLjpE33xBFZx06VY=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精神贫困问题的探索可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造成工人阶级精神贫困的制度根源。要彻底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终结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依靠该制度活命的资本家。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导致精神贫困的制度根源，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制度既可以是制造精神贫困的根源，也可以是消除精神贫困的根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消除精神贫困具有独特的优势。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着眼当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要素的引导作用，保持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平衡和张力，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因“资本异化”导致的精神危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科学界定资本、市场与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边界，消除制约精神贫困的制度性障碍。
（二）“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作为解决精神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
马克思主义反精神贫困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现象的制度根源，指明了反精神贫困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精神贫困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国家），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两个必然”，从而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问题。因此，消除精神贫困的关键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只有当社会主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能更好地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新的可能。
进入新时代，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新形态，可以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支撑。智能革命背景下，将新质生产力深度融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全过程，必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注人强劲动力。智能技术集群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约束，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具备现实基础。智能机器人、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应用，可以重塑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好地实现劳动与休闲的和谐统一。数字时代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可以更好地破除“数字鸿沟”，推动精神文化产品的普惠共享。
（三）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
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过程中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维度。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呈现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物质文明决定并制约着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91同时，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同时，由于社会存在与意识发展之间存在不平衡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过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辩证、全面、平衡地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辩证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片面发展，而是涵盖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整体跃升。从全面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要夯实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平衡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破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既要避免掉入物质主义陷阱，也要规避精神空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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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46.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M].王太庆，万颐庵，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