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为了打击科举移民，籍贯是不能够随便改的，在异地待上三四代人之后，要求有房产、田地、祖坟，三者缺一不可，才有希望改籍贯。费孝通先生在名著《乡土中国》里讲中国的根柢是乡土的，乡土不仅是出生地，更是可以动用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参数，以及成长环境、价值观的参数，林林总总被浓缩在那个表格栏里。这就是籍贯栏，给一个人的大致品行、成长环境、社会资源做了一个背书。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年轻人越来越不清楚、也不关心“我是哪里人”了。

近三四十年高速流动的社会，让籍贯跟不上学习、工作场景的变迁。一个人的爷爷是湖南人，爸爸在武汉读大学，到深圳工作，娶了四川的姑娘，生下了孩子，等孩子到学龄，父母又转到了苏州工作。孩子是哪里人呢？家里面可能讲着四五种方言。他们短暂生活过的地方对孩子有影响，但影响又没那么大，他们并没有学会当地的方言，也没有融入当地土著的生活方式。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种“蜻蜓点水+地域融和”的成长环境，恰恰是常态。

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户口簿里面那个“籍贯”离自己太远。他们现实的生活处境就是喜欢吃四川火锅、看带着东北口音的短视频，和好兄弟、闺密要用普通话交流，不会说方言，也没有对地方美食、生活习惯的执念。这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景象：一方面，籍贯的概念在淡化；另一方面，作为消费符号的地域文化却在社交媒体上空前活跃。我们剥离了“必须如何”的乡土责任，却尽情享受着“可以这样”的地域风情。

（子 微摘自《新民周刊》2025年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