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谍战剧中,卧底接头的场面总是让人紧张:打扮成寻常百姓的特工,行色匆匆地来到约定地点,躲过敌特的监视,看似随意的几句对话或者某些不易被发觉的“小动作”,都很可能传递了生死攸关的绝密情报。阳光之下危机四伏,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
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来不是个人在行动,而是一个拥有完备网络的系统化组织。为了不暴露,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制定了严格、周密的纪律——每次接头前,都会细致地安排好“四对号”,即时间对号、地点对号、人物对号、暗号或信物对号。只有这几项都正确无误地对上了,才算是成功接头,所以很难被敌特掌握。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接头的成功率,避免在其他环节出问题,地下党员在行动前还会做许多准备:在行装打扮上,以“泯然众人”为标准,不携带任何查禁物品(至少明面上不能显得笨重可疑);不去显眼的地方,避免中途被困,就算真的不幸被拦下,应付敌伪盘问的答词也需要牢记在心;为了防止搜身,携带的情报文件会用特殊方式处理,如用专门药水才能显示的“隐形墨水”书写情报,有的则用极薄的信纸折成蚕豆大小缝在衣服贴边里,还有的将带有情报影像的胶卷塞在干电池里……
1946年,刚刚复校的南开大学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随后建立起地下交通站。时任中共南开大学总支书记的刘焱,曾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这样一首七言打油诗:
“高棠李爱何时了,清河骡马街头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花落知多少。”
这首诗,包含了接头的整个流程:在化完装、伪造好身份后,负责护送的地下党员需要先到天津南市清河大街上的骡马大车店雇车,然后到中国建设公司找经理高棠(真实身份是中央青委派驻当地的城市工作负责人)接头,不过得说是“李爱”介绍来的。而被护送的人,还会领到专属代号——一月份去的叫“赵子甲”,二月份去的叫“钱丑乙”,依此类推……
如此周密的筹备,使得大量革命有生力量得以保存。据统计,1949年前,经由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安全输送去解放区的革命人士,累计达400余人。
线下接头,因为安全性低、安排起来复杂且传递的信息有限,本就不是地下党联络的首选方式。当时最常用的联络方式,其实是邮递和电报。信件中的暗语也十分隐晦。
举个例子,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地下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信中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封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祝福信”,其实是一封“报警信”——“江水暴涨”意味着危机即将到来,“买舟东下”是提示陈然立即转移,陌生的署名“彭云”则是寄件人江竹筠(即江姐)和彭咏梧夫妇独子的名字。不过遗憾的是虽然明白了信中之意,但陈然坚持要印完那期《挺进报》再走,结果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如果暗号被泄露,则意味着巨大的危机,往往代表着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挺进报》一案,一开始就是因为内部有成员叛变,而随后被逮捕的成员耐不住严刑拷打叛变,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的隐蔽斗争,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尽可能地普通化”。
周恩来早在1928年就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了“职业化、社会化”的工作准则,要求地下党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同社会上的普通群众相近。比如,“请问,到牯岭怎么走?”“噢!我也是到牯岭路去的,你跟我走好了。”“你的香蕉几钱一斤?”“一共三角钱。”这四句唠嗑似的暗号,平淡无奇,才不会让人心生警惕。
相比之下,某些谍战剧中的接头暗语多少显得浮夸。
电视剧《秋蝉》中的暗号“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就不太严谨。这联暗号取自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用这样一首经典诗词作为接头暗号,还只字不改,真的就不怕被其他文化层次稍微高点的人“不小心”对上吗?
更令人诟病的是,如果在茶馆、书馆这般做派也就罢了,《秋蝉》的这次充满诗意的接头竟然发生在成衣店里。哪怕没有特务在现场,随便一个警觉的人都能发现情况不对劲。
影视剧为了吸引观众难免会加入一些浪漫甚至夸张的元素,但仍然有编剧更在意这些暗号的真实性,《亮剑》就是一个表率。
在片中,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与警卫员魏大勇在县城街边的小吃摊和卧底接头,这个地点相当市井,便于交谈,暗号也与吃饭相关。
“老总,要醋吗?”
“要,不吃醋那还叫老西吗!”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熏醋?”
“我只认老陈醋。”
这套接头暗号的设计贴合了环境,旁人听了压根不会留意;而为了避免轻易被他人接上,暗号还设计了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问,明明是二选一的提问,却得出了第三种答案,如果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怕是根本想不出来。
随着高质量的谍战剧持续播出,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是追求刺激吸引眼球,还是尊重历史呈现真相,对影视制作者来说,确实是一道需要权衡的难题。不过,真实的历史总有一些角度,比杜撰的故事更加耀眼动人。
(小 林摘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杨耀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