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写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潜伏》，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其间发生的一切，在关键节点上，李修文、徐则臣都提供了重要帮助。

199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时，我36岁，李修文22岁，徐则臣19岁，我们尚未相识。此前一年，天津作家协会的肖克凡对我说：“兄弟，你整天捣鼓历史，也不干点什么，怕是日后没饭吃哪。”我问该怎么办，他说：“你捣鼓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放到小说里，还是写小说吧。”于是，我便开始学习写小说。

第二年发表两篇小说之后，我问肖克凡：“我写到什么程度，才能从‘业余作家’变成‘作家’？”我深知自己这话问得冒失，我从1986年进入天津市作家协会工作，见过数百名“业余作者”，变成“作家”的却为数有限。

肖克凡回答：“什么时候变成‘作家’，自己说了不算。你在天津写作，有3个指标可以参考：一个是等待《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主动向你约稿，一个是等待《小说月报》转载你的小说，第三个是等待《人民文学》发表你的小说。”这“三个等待”，乃肖克凡老师对我的因材施教，我记在心里，慢慢写我的天津故事。

T4j4qvJGB4qIzScjlMM/9A==2004年秋天，纪念天津建卫600周年。忽一日，我接到《天津日报》文艺部宋曙光的电话，约我给文艺副刊写一个带着天津色彩的短篇小说。于是，我的“第一个等待”实现了。这一年，我43岁。“第一个等待”的实现需要认真对待，这一点我很清楚。

此前几年，我一直在写中篇小说。写作者在技巧上和审美上不甚严重的缺陷，发生在三四万字的文本中，有可能会被写作者隐藏或是被读者宽容。而文艺副刊只能容纳短篇小说，我自揣，排版后的文本不能超过7000字，怎么写？

我在为这篇小说创建文本时，第一行和第二行居中分别写上篇名与本人的笔名，第三行顶格写上“全文五千字”，第四行开始才是正文。我找出这篇小说的原始文本查看，篇名叫《在传说中等待》，全文4529字。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这篇约稿，是我个人写作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个短篇小说之后，我又主动写了一批“五千字”短篇小说，借此出版了一本《小说技术》。这一切，都肇始于宋曙光的约稿。

《在传说中等待》这篇小说在当年年底发表。第二年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小说月报》的编辑董兆林通知我：“小说转载了。”至此，肖克凡所说的“三个等待”，我用7年时间完成了前两个。

时间来到2006年，我45岁，李修文31岁，徐则臣28岁。这年年初，我到河北吴桥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第一次结识徐则臣。告别的时候，徐则臣对我说：“龙哥，有稿子就给我啊。”他可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居然向我约稿，莫非肖克凡所说的“第三个等待”终于要实现了？

为此，我决定写一个短篇小说，这是我以“中共地下工作者”为题材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故事的触发点，是我曾经在一篇回忆录中读到的：抗战期间，华北地区向大后方和延安长期输送进步知识青年。到抗战胜利时，整个华北地区几乎已经没有“未婚”的进步知识青年。

这篇小说从设计到写作，算不上很困难，因为几乎所有的历史资料和生活细节我都烂熟于心。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小说最大的困难居然是给男主人公取名字。直到小说修改完成，临近交稿，男主人公的姓名也无法确定，因为这个姓名必须符合两个过硬的要求，即“国民味道和隐喻命运”。万般无奈之下，我将徐则臣的姓名拆改一番，给男主人公取名“余则成”，活下来才能成功嘛，是一个恰当的好名字。

这年6月，徐则臣给我打电话：“龙哥，小说下期用，篇名我给你改了，叫《潜伏》。”我当即直拍大腿，这个篇名改得太好了，是那种深得“管窥之妙”的小说篇名。从更深层的隐喻上讲：潜伏，潜伏，又有钱，又有福，多好啊。

小说发表后第二个月，《小说月报》的董兆林来电话：“《潜伏》在第9期转载。”

小说发表后第五个月，我接到电视剧制片公司电话：“我们找了您一个多月，最后请李修文帮忙，他找《人民文学》的责编要来您的电话……”

这一切都发生在20年前，从生命逻辑上讲，是“缘起”，是“种因”。这一年，是我开始学习小说写作的第十个年头，终于完成肖克凡精心为我定制的“三个等待”。

综上所述，兼及本人60多年的阅历，我认为，生命中的每一位贵人，都是“天降神明”或“地涌金仙”。即使当时没能认清，事后也宜自省牢记。因为有贵人的人生，不苦。

（肖 渝摘自《文汇报》202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