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蔓是在“优绩主义”规则中一度胜出的女性，1987年出生，从南宁考到北京，进入国内顶尖学府。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她，也深深伤害了她。

从2022年到2024年，她前往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蒙古国的森林、西班牙北部村庄以及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等地，与牧民们一同寻找马群，漫步荒野，完成了关于“我是谁”的追问，这也是一个“好学生”重建内心秩序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被记录在她的作品《荒野寻马》里。

她在书中写道：“自然是如此宽博，它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止息，允许莽撞闯入，允许恐惧，甚至允许消解。”在自然的全然接纳中，依蔓开始接纳自己，也终于明白，自己可以不那么努力，不那么完美。

以下是依蔓的自述。

就到这里吧，没关系

在西班牙，那天，为了去野马节，我从圣地亚哥机场租车，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达一个村子附近的酒店。我没去过西班牙的乡村，不知道路况如何，当地的英语普及率也不高，我压力很大。

恐惧、自责，很多情绪混杂在一起。我崩溃大哭，唯一的念头是回家，不想去什么野马节了。

一个声音从心底跳出来，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你可以不去，不要觉得这是失败。”

这个声音不是第一次出现。荒野旅行这两年，我的内心生长出一个“姐姐人格”，这是她的声音最大的一次。

在过去，面对这种退缩，我无法原谅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崩溃。

我算是那种人们所说的“做题家”，出生在南宁，一路考到北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了7年哲学。我很会考试，能快速了解应试需要什么，并给出解法，因为系统的要求和标准都很明确。今年备考雅思，我准备了一个月就考过了7分。

六七岁的时候，我父母离了婚。我妈忙于工作，我的日常起居由外婆照顾。读书的事，我一直是自己管自己。

我妈不是那种很严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她对我隐形的期待。我做得好，她就会开心。这种期待非常隐蔽，但它塑造了我的思维和成长方式：我要做得更好。

所以我不断地去满足那些对我的期待，觉得只有那样，自己的存在才有确定性，才有意义，才能得到关注和爱。

小时候，班里选班长，大家投票选了别人，我当场哇哇大哭。但这些，我不会跟我妈说。我从小生病了都不会让别人看出来。有几次，高烧到40℃才被老师发现。我能忍，一直忍，甚至不觉得自己在忍。我认为自己就应该学习，即使生病了也该上学。我就不应该生病。如果病倒不能上学，那就是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跟家人或老师说过“我不舒服，想休息”。

我在上海工作过7年，做编辑、写稿、带项目。我不在乎周末，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只有工作，待办事项永远做不完，对每件事的要求都很高。为了改一篇稿子，我会熬通宵。那时团队里很多急事都会交给我处理。我擅长处理突发事件，好像成了那个“托底的人”。

老板和同事也会说：“这件事你可以放一放。”但我听不进去。有段时间，我家的墙上贴着“放轻松”之类的提醒。我想：好，那我来学习放松。

我还花很长时间学习生气，就是学习在第一时间跟别人说：“你这样让我不舒服。”

我会想，我在表达愤怒、不喜欢甚至拒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就不被喜欢了。那么，事事都说“好”，就一定是安全的。

在西班牙独自面对恐惧时，内心的“姐姐人格”——一个更有力量的我，容纳了我的怯懦。那天，我决定先睡一觉。后来的经历很神奇。第二天醒来，我的情绪平复了。我想，再试一试，开一段路看看。

那天，导航带我走上了一条非常安静的小路，一路上既安全，风景又漂亮，好像这条路是特意为我选的。

“好”的标准

我是“逃”来草原的。

2022年9月的一天，我离开上海。下午四五点，飞机降落在海拉尔。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去北京读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在来到恩和之前，我并没有真正踏入过荒原，甚至没有徒步、登山的经验。我始终没有脱离现代社会秩序，一直活在城市的框架里。

当时我想，那就去一个看起来和城市毫无关系的地方。

我瞒着家人，辞了职，又算了一笔账，打算花两三万元，买下几个月不工作的时间。

实际上，出发前，在草原待多久，去哪些地方，能不能带回什么，我全无计划——在工作中，我绝对不允许出现这么多不确定的情况。我是一个习惯把计划列满的人。

刚到恩和时我很焦虑，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带着这种焦虑，我看到了恩和的秋天。10月，马被放回草原，当地人去找马，我也跟着一起去。然后下雪了，最主要的事情还是去找马。

但那几个月里，我并没有因为没做什么事，感到“好难受”或者“今天又浪费了”，生活似乎更加充实。后来，为了寻找查坦部落，我再次离开城市，来到充满野性的蒙古国的草原。我看到了关于“好”的标准的更多可能。

我的向导生活在村里，自己盖了房子，做旅游生意。他在乌兰巴托工作过，但不喜欢那里。他选择回到草原，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太太在法国生活、工作多年，现在在线上教法语，选择和他一起在村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骑马，在自然中生活，是最舒服、最好的生活方式。

作为在城市长大的人，我曾经对“好”的标准理解得很狭隘。当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时，第一节课上，老师说：“忘记你们所有学过的叫作哲学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哲学系的老师不教很实际的东西，而是探讨不同的问题，他们提供的是一种解法，没有标准答案。

在大理，我从一位音乐人那里得到一面萨满鼓。我问他要怎么学敲鼓，他说：“不需要学，你每天就跟它待在一起，想敲的时候，跟它玩就可以了。”这话让我震惊，因为在我之前的认知里，任何事情都是有规范的。

去恩和，去查坦部落，遇见萨满鼓，很多事情似乎都告诉我，不必那么追求确定性，有时也不必遵循规范。

我又是谁呢

2024年9月，我在蒙古国一个人面对荒原时，经历了两年旅途中最深的恐惧。

在那样原始的环境里，你受过什么教育、做什么工作，所有这些身份标签都被剥离干净。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一个生命体。

我开始意识到，过去那种焦虑和紧绷，都来自社会的评价与标签：学历、成绩、工作能力。太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我什么是“好”，以及我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内心没有支点，感觉一切都在崩塌——外部的城市秩序在崩塌，“我”也在垮塌。对我来说，更要紧的问题是，被工作定义了太久，被成绩定义了太久，被别人眼中“我应该成为的样子”定义，离开了这些，我又是谁呢？

过去，带着那些关于“好”的期待，我走进大城市，考入名校，进入体制内，拿到北京户口。这一路在家人们眼里堪称完美。

我29岁那年，从现实眼光来看，正是我成家立业、在北京买房定居的好时机。但我不愿意。我决定辞掉工作，离开北京。

家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单位，还放弃北京户口？那一年，我妈不愿意跟我说话，我们几乎断了联系。我好像亲手毁掉了她关于“完美女儿”的幻梦。在她看来，这或许也是她作为母亲的失败。

实际上，从恩和回到上海之后，我最初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自由。一回到城市，我的身体就会不自觉地紧绷。那种紧张，来自那些仍未消散的期待与框架。前两三个月里，我的状态很糟，时常崩溃，甚至怀疑自己去恩和的意义txSXC0jlLEZ2Mc/fZowYBewV6fv3MkDk6AK3Kcrv5BQ=。

当时面临的现实是，之前预留的经费已经用完，接下来的一年怎么过？我在南宁买的房子，妈妈和外公住在那里，每月我要还4000多元的房贷；如果继续在上海生活，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我借住在朋友家里，不得不一边找工作，一边思考是否要在这座城市继续待下去。

但在自然中，这些都消失了。在那个环境里，你感受不到注视，也感受不到期待——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自己。在自然中，没有人关心你变成什么样，甚至你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在一段短暂而挫败的求职经历之后，我获得了项目制的工作。我不再追求某种稳定的状态和关系，因为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关于草原，关于马，我还没有看完。

我开始学着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是直觉。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与自己的身体和感受都很疏离——压力大时，我察觉不到；身体不舒服，我可以忽视，甚至觉得它“不正常”。如今，我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具身体。

“优绩主义”对我的影响仍然在持续着，而且它的痕迹会一直存在。但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识别它，然后决定要不要放过一部分。

（满天星摘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本刊节选，陆 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