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发小”，是指在职业生涯早期结识的同事。其实，古人也有“职场发小”，通常是指“同年”，即科举考试同榜考中的人。这一关系早在汉代便已存在，当时被称为“同岁”。至隋唐时期，进入科举时代后，出于对古风的继承和同年登第的机缘，“同年”关系变得尤为紧密。在历经宦海沉浮后，“同年”之谊早已超越同僚，升华为一生休戚与共的“职场发小”。

刘禹锡和柳宗元：“职场发小”的天花板

若论史上最强“职场发小”，那非刘禹锡与柳宗元莫属。唐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那年刘禹锡21岁，柳宗元20岁，这一时期的刘禹锡与柳宗元应已订交，但并未诗歌唱和。

父亲去世后，刘禹锡回洛阳守父丧，柳宗元有点儿挂念自己的这位同事，于是给他寄了叠石砚。刘禹锡收到后，感动得要命，作《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以答谢，诗中感慨“常时同砚席，寄砚感离群”。“同砚席”正是二人亲密友情的写照，元代书法理论家郑枃在《衍极》中记载：“皇甫阅传柳宗元、刘禹锡、杨归厚。”可见这两个人下班以后，不仅坐在一起讨论诗文，还一起去皇甫阅那儿上书法培训班。

分开四五年后，这对“职场发小”又见面了。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蓝田尉。贞元十八年（802年），刘禹锡由淮南节度使掌书记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蓝田县与渭南县同属京兆府畿县。这一时期，刘禹锡与柳宗元虽分属不同畿县，但办公地点比之前离得近了许多。他们俩一合计，又拜访名师，学习《诗经》。

志趣相投，政见相同，刘禹锡与柳宗元共同参与了永贞革新。后永贞革新失败，有“锅”自然得一起背，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被贬期间，刘柳二人干脆当文友，写诗唱和，探讨文学。10年后，他们俩又同时被召回长安。只可惜被召回的喜悦在一个月后就落空了，他们再遭远贬。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而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

柳宗元一听，这不行啊！播州是极为偏远穷苦的地方，刘禹锡自幼体弱，还带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怎么经得起如此长途跋涉！于是他立马上疏：“陛下，臣愿以柳州换播州。虽得重罪，亦不恨。”裴度也觉得刘禹锡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去播州，于是也向宪宗求情，最后以刘禹锡去连州而告终。

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走到了衡阳，但终须一别。离别前，刘禹锡和柳宗元约定，若是退休了，他们一定要当邻居，一起做快乐的田家翁。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终于被召回长安，但他在这一年去世了。衡阳一别，竟成永别，刘禹锡听闻噩耗后，“如得狂病”。他想起年轻时，曾跟柳宗元开玩笑：“子厚，以后等我死了，你可要给我写墓志铭啊！”没想到，他却先收到了柳宗元给他的遗书：“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柳宗元还把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遗稿都托付给了刘禹锡。

刘禹锡强忍悲痛，亲自护送柳宗元的灵柩回归故里，并三写《祭柳员外文》。他将柳宗元的儿子柳周六视如己出，悉心教导。最终，在唐咸通四年（863年），柳周六登进士第。而在柳宗元去世后的20多年间，刘禹锡一直为他整理遗稿，将他的诗文编撰成集，并为其撰写序文，讲述他的生平与成就。整理遗稿的工作量巨大，刘禹锡却只字未提，我们如今看到的《柳河东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刊刻的。

穷通与共，刘禹锡与柳宗元堪称“职场发小”的天花板。

王安石和吕公著：同行一段也很珍贵

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对于“职场发小”关系更为重视，就连性格古怪执拗的王安石都难以免俗。说起来，他的“职场发小”还真不少，不过吕公著应该算是他“职场发小”中的“白月光”。

吕公著是吕夷简之子，年长王安石3岁。皇祐五年（1053年），吕公著自单州还京充崇文院检讨，王安石于至和元年（1054年）舒州通判秩满，回京任群牧判官。二人同朝为官，又都住在京师，说起来还是同年登第入仕，关系自然更为亲近。

王安石与吕公著有着共同的志趣，并且都特别欣赏对方。王安石曾经公开说，如果吕公著当了宰相，文人们就可以放心出仕了；若他当不了宰相，天下都难以太平。吕公著眼中的王安石就更优秀了，章惇说吕公著曾以“真人”“至人”“圣人”来评价王安石，由此也能看出在吕公著心中，王安石是当世典范。

除了互相欣赏，王安石与吕公著在工作中有很多想法都一致。他们希望在官场上彼此扶持，一起改变北宋贫弱的现状。在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之前，王安石与吕公著关系极为密切，这在后来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有点儿“吃醋”：“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宋神宗表示赞同：“安石与公著如胶漆。”

这对“如胶漆”的“职场发小”在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开始实施后，产生了嫌隙。当时吕惠卿从秀州来京，大赞青苗法的好处，王安石很高兴，于是在九月十六推荐吕惠卿、李常编修中书条例。后又推荐吕惠卿为崇政殿说书，以吕惠卿为施行新法的得力助手，吕惠卿还大力引荐支持新法的官员。但此举被吕公著反对，他上奏宋神宗：“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吕公著将矛头指向吕惠卿，实际上是在提醒王安石要辨明人才，不要任用投机分子。随着青苗法的实施，其弊端不断显露出来。熙宁三年（1070年），吕公著连续发难，多次上奏论罢青苗法及乞罢各路提举官，王安石对此“怒其深切”，这对“职场发小”的情谊就此破裂。

吕公著离开京师后，不再与王安石往来。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王安石奏申：“公著实病，郡或不治，宜与依新法置通判。”宋神宗表示不相信，王安石又说：“公著但宽弛，非强愎也。”宋神宗应王安石所请，调吕公著进京判太常寺，得一闲职。由此可见，王安石内心还是顾及与吕公著之间的情谊，希望吕公著可以在京师安心养病。

王安石罢相居江宁后，晚年的他认为当初与很多朋友“皆以国事相绝”，其中当然包括他与吕公著。既然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大家都应该退回到兄弟朋友的关系。据赵善璙《自警编》载：“自熙宁后，间一通庆吊，皆书吏以公函答。至是以亲书，复称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来见。”王安石给吕公著写过信，信中称其“兄”，想见他一面，但无奈直到王安石临终时也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人生很长，不是所有的“职场发小”都能与我们同行到终点，但只要彼此真诚照亮过，那些共度的时光就很珍贵。

（李萌萌摘自微信公众号“金陵小岱”，本刊节选，肖文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