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出租车13年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小个儿告诉我，“13年行车无事故。”从我在贝尔谢巴上他的出租车去特拉维夫起，已经过去快一小时了，他的嘴一秒钟都没停过。我今天只想尽快回到家，像一根正在融化的棒冰必须尽快回到冰箱，像一部电量不足的手机急着充电。

我和妻子昨晚是在伊之洛夫医院度过的。她流产了，还大出血。我们一开始觉得问题不大，但她后来昏了过去。我们一到急诊室，医生就告诉我，她有生命危险，还给她输了血。就在几天前，我父亲的医生告诉我们，我父亲舌根位置的癌症又复发了，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切除他的舌头和咽喉。肿瘤医生不推荐做这个手术，但我父亲赞成。“在我这种年纪，”他说，“我只需要心脏和眼睛，来享受看着孙辈成长的乐趣就好。”

出租车司机重复了几百遍他在13年中没有发生过一起行车事故，但突然之间他说，5天前，他的车“吻”上了在前面一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汽车的保险杠。他们停车检查时，他看见对方的车除了保险杠左侧的一条剐痕，其余部分完全没受损伤。他立刻提出赔给那个司机200谢克尔（以色列曾用的法定货币，现为新谢克尔），但那个司机坚持要交换保险信息。第二天，那个司机，一个俄罗斯人，叫他去一家汽车修理厂，那个司机和修理厂老板——可能是那个司机的朋友——向他展示了一处一直延伸到汽车另一边的巨大凹陷，还说修理费是2000谢克尔。出租车司机拒绝赔付，现在那个司机的保险公司正在起诉他。

“别担心，会没事的。”我希望我的话能让他闭嘴几分钟。“怎么会没事呢？”他抱怨道，“他们打算压榨我。你明白这有多么不公平吗？我5天来一直没睡好。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建议道：“想想生活中那些开心的事情。”

“不是钱的问题，”出租车司机继续说道，“相信我。我遇上了不公平。”

“闭嘴！”我终于失控道，“你少说几句吧。”

“你吼什么呀？”出租车司机受了侮辱似的说，“我是个老年人，你这样太过分了。”

“我对你吼是因为我父亲马上就要死了，我妻子流产进了医院。”司机终于沉默了，我成了那个停不下嘴的人。

“我们来做个交易，”我说，“载我去最近的银行取款机，我取2000谢克尔给你。作为交换，你父亲去接受舌头移除手术，你妻子流产，躺在医院里输血。”司机继续沉默。这下，我也沉默了。我因为对他大叫而有点儿过意不去，为了避免接触他的目光，我看向窗外。我们走过的路牌上写着“罗斯艾因城”，我意识到我们错过了去特拉维夫的出口。司机告诉我不用担心，尽管他不认识确切的路，但他很快就会找到路的。

几秒钟后，他在高速公路的右侧车道停车，说服另一个司机也停下了车。他下车，问对方去特拉维夫怎么走。“你会把我们俩都害死的，”我说，“你不能在这儿停车。”

“我当了13年出租车司机，”他回敬我一句，“13年行车无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出租车里，眼泪涌出眼睛。我不想哭，不想自怨自艾。我想积极一点儿，就像我父亲。我妻子现在好点儿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棒的儿子。我父亲从大屠杀中幸存，还活到了84岁。他的人生不是半满的玻璃杯，而是玻璃杯里的水快要溢出了。我不想哭，不想在出租车里哭。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啸，以及车窗玻璃碎裂的声音。我周围的世界四分五裂。一辆银色轿车猛然变道，穿过旁边的车道，彻底撞烂了。我坐的出租车也动了，不过不是在地面上动，而是朝路另一边的混凝土墙飘过去。它撞上混凝土墙之后，也发出“砰”的一声巨响。肯定有辆车撞到了这辆出租车。

在救护车上，一个戴圆顶小帽的救护人员告诉我，我非常幸运。这样一场事故中没人身亡实属奇迹。“你一出院，”他说，“就应该立即奔去最近的犹太教堂，为你仍然活着而感恩。”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父亲打来的。他只是问问我今天在大学里过得怎样，还有小东西是不是睡了。我告诉他小东西正在睡觉，我今天在大学里好极了，我妻子希拉也很好，她刚进浴室洗澡。“怎么那么吵啊？”他问。

“是救护车的鸣笛声，”我说，“一辆救护车刚过去。”

5年前，我和妻子、儿子在西西里岛时，我打电话给父亲，问他怎么样。他说一切都好。背景中，一个声音在喇叭中呼叫舒尔曼医生到手术室。“你在哪儿？”我问。“在超市里，”我爸爸毫不犹豫地说，“喇叭广播有人丢了钱包。”

他的声音非常笃定。那么自信，那么开心。

“你怎么哭了？”此刻，父亲在电话另一头问。“没事，”我说这话时，救护车在急诊室病房前停下，救护员猛地拉开车门，“真的没事。”

（四叶草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好的七年》一书，王 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