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正当天安门前礼花升空，万众高呼时，一位越东女儿别夫抛子，踏海而去，潜行台湾。

她就是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的共产党人朱枫（1905年11月22日—1950年6月10日）。

朱枫牺牲后，遗骸去向成谜。数十年间，家人几经寻访不得。直至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发现一批老照片，里面有几张是关于朱枫的。同时，南京作家冯亦同也开始了寻找朱枫的历程。

探访朱枫的故土是从2011年盛夏开始的，当时我正在书写一部名叫《主义之花》的反映浙江革命女性之作，其中第一位是秋瑾，最后一位就是朱枫。贯穿全书的女地下党人陈修良，恰是朱枫的同学和少年闺密。

我们一行来到目的地浙江镇海中学时，古城正在午后的阳光下沉默。该校为浙江教育质量首屈一指、人才辈出的所在，朱枫的故园，就在今天的莘莘学子诵读之处。那是大户人家的房子，人称朱家花园，占据着镇海的中心位置，据说完全是按照归有光的“项脊轩”建造的，其中有一个小园名唤“憩园”。园内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粉墙黛瓦。朱枫是她参加地下工作后的化名，之前她叫朱贻荫。

1995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周围百余户民宅被拆，校方千方百计保存了朱枫故居，并建立了烈士纪念楼。楼内陈列着朱枫从1925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以及1948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壮烈牺牲的事迹材料和遗物。

20世纪20年代，朱贻荫成为浙东名校宁波女子师范学堂里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学生。其父朱云水为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家财万贯，育有6个女儿，朱贻荫乃朱四小姐。她有一位老师，是书法界泰斗沙孟海，正是他为女弟子改名朱谌之。

得名师指点，果然不凡，她曾写下李白名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唐人妩媚的诗句和她妩媚的字迹，透露着朱谌之当年的气质。

1927年的春天，22岁的朱谌之将自己的命运如抛物线般甩了出去。她的初婚几乎是孤注一掷，只看了一眼未来丈夫的照片，她就决定接受父亲给她安排的婚姻，从风里夹带湿咸的江南古城，远嫁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做了奉天兵工厂镇海籍中年技师陈绶卿的继室。

她突然变成了4个孩子的继母。男孩们被姑妈接走，两个女孩陈宜和陈莲芳（小名阿菊）则留在了她身边，3个人像母女又像姐妹，开始命运的生死纠缠。

在沈阳度过的岁月平常又安宁。1949年，她在给女儿朱晓枫的信中写道：“北方的气候、风土人情，对孩子的身心有帮助，你以为对吗？”朱晓枫正是她远嫁沈阳后与陈绶卿所生。

“九一八”事变后，朱谌之举家回镇海老家，丈夫陈绶卿接到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的聘书，行前参加一次宴会，突得霍乱，数日间便去世，朱谌之就这样成了寡妇。庭院深深深几许，不到30岁的新女性把丈夫家族中的青少年聚起来，当起了私塾先生。

抗战爆发后，她带领弟子们一起参加了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憔悴的少妇变成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勇士。

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高歌，才华横溢，英姿飒爽，风韵卓然。于是，一位热血男儿，也是夫家的宗族子弟，突然就一发不可收地迷恋上她。原来低眉顺眼的朱四小姐竟然是这样一个惊世骇俗之人，投身时代洪流的同时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爱情。烈士多情，因爱人的小名中有“梅”字，朱枫后来一直称她的爱人为“梅郎”。

抗战风云迭起，身怀六甲的朱枫，与家人一路逃难，离开了故乡镇海，辗转来到战时首都武汉。她用变卖家产所得，为共产党的出版阵地新知书店投了一笔高达500块大洋的款项。1937年年底，新知书店迁往武汉时，全部股本加起来也只有500块大洋。朱枫此举，称得上毁家纾难。

武汉失陷前，朱枫撤往湘西，继迁浙江，在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她又一次慷慨捐赠了800块大洋，使台湾医院迅速开业，同时向抗日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服、布匹、蚊帐等。

1939年秋，她将9岁的女儿朱晓枫送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这一次捐赠，朱枫已无家产可变卖，她将自己的传家宝、她的家族记忆——一枚由外婆传给母亲又传给她的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3克拉钻戒变卖，换成数千元，一文不剩地捐献出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丈夫被捕入上饶集中营，她装扮成夫家亲戚的家人的朋友，前后3次进出上饶集中营送钱、送物、送药，设法营救。丈夫于次年春越狱成功，由她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之前，朱枫一直以阔太太形象为书店和地下共产党商业机构工作，但1944年，她还是被捕入狱一次，靠她本人的机智勇敢再加上组织的营救，她最终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被释放。

一出狱，朱枫立刻就去买时装、烫头发，可见无论在她的天性中，还是后天的教养中，她都具备了特工人员所应该具备的临危不乱的品质。

1945年，朱枫由徐雪寒和史永介绍秘密入党，从此加入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

1946年夏，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不承想，母女就此永别。

1948年秋，她又被调至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因为公司业务和情报工作关系，她与商界、政界人物都有了更多接触。1949年，从小随陈宜长大并视其为母亲的儿子朱明，与朱枫在香港度过一段岁月后，才知晓了他的亲生母亲是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枫的丈夫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并被批准为中共党员。他翘首盼朱枫归来。一家人离散多年，终于就要团聚。

朱枫何尝不是。她给她的“梅郎”写了不少情感细腻真挚的信件：“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从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丈夫则回信说：“我们的后半生该有快乐。”

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人入台湾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谁能担此重任？

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

忠诚、机警、成熟，在台湾有社会关系，各种条件，无人能出其右。

朱枫的家庭关系显现了鲜明的宁波革命特色，即一个大家族中，既有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的骨干，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枫的很多情报，就是在麻将桌和饭局上获取与传递的。

朱枫去台湾，也和这样的家族背景分不开。

朱枫的继女中，陈宜为坚定的共产党阵营中人；阿菊则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1949年跟丈夫去了台湾。五六月间，阿菊给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的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任电讯管理处处长，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

出发前，朱枫给爱人寄去自己的一张相片。

相片上，她身着短袖旗袍，坐在茶几旁，仿佛置身在下午的欧式阳台上，左侧有一排罗马柱。光线侧着从柱子的缝隙间照进来，投在她脸上那深邃的笑意中，使她看上去像个超脱的女神，但又好像注定了她要在光明和黑暗的交界地带舞蹈。

相片的背后，她用那一手漂亮的字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给梅留念，一九四九·十·二十五。

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朱枫抵达台湾基隆，以“陈太太”的身份，用“朱谌之”之名，单线联系两人，一位是化名“老郑”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另一位是国民党中位高权重的军界要员——“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经过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做好了离台返回的准备。在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小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此信竟为绝笔。

1950年1月的一天，蔡孝乾落入敌手。这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奔赴过抗日前线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竟因为贪吃与好色被捕，供出全部党内机密，包括朱枫和吴石的身份。

朱枫当时已乘机离开台湾，落地舟山群岛，与故土镇海一水之隔，不承想，缉拿“在逃女匪朱谌之”的密令已先于飞机到达舟山。在沈家门一家医院中藏匿了两个星期的朱枫，在1950年2月18日被捕。

深夜之中黑暗浓稠，朱枫用滚烫的手指将贴身挂的一个带有金链条的锁片取出，将手镯折为两段，和着一杯热水分4次吞了下去。第二天清晨，一架飞机将朱枫直接送往台北。朱枫并未死成。

法庭上拍下的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恐怖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她双手揣在一起，放松地倚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气质泰然。

数月之后的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台北马场町刑场一阵枪响，震惊全岛，倒在血泊中的4人分别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国民党中将陈Kf4/XYG3FgvrPcSAqZ4OB4Ff/9DGhakrvX8mug8tk/w=宝仓，国民党上校、吴石的副官聂曦，以及唯一的女性——身中6弹的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

身在大陆的朱枫的家人，多年来只在内心深深怀念亲人，而对事件的追踪起自2001年。他们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时的照片。

照片是署名秦风的作者1999年在台湾一家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的。沾满灰尘的袋子，打开，赫然出现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有明确的人名，发布时间为1950年。

2000年，这批照片以“文化局”的名义在台北公布。对朱晓枫而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重逢”是多么令人悲痛感怀啊。“母亲身上的小花旗袍还是她在家里常穿的那件……她很消瘦，很镇定。她一生坎坷。很多年里我只知道母亲英勇就义，可是具体情况完全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起过。”

获知朱晓枫的心愿后，因撰写《朱枫传》与朱晓枫相熟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找到了《老照片》的主编，得知笔名“秦风”的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将来大陆。

时值2003年新春，朱晓枫夫妇在冯亦同的陪同下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拜会已结束大陆之行即将返台的徐宗懋先生。徐宗懋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而多方努力，却仍未有进展，当下就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

2003年到2005年，徐宗懋动用一切可用方式，终于奇迹般地在一家疗养院里找到了寡居的阿菊，而阿菊的一句“她是共匪”又让徐宗懋深感沮丧。

2005年10月，朱晓枫一家回到朱枫的出生地宁波镇海，在镇海区政府的帮助下举行了一场公开的悼念活动——纪念朱枫烈士诞辰100周年。全家人把这次纪念看作是一次告别。“梅郎”已经去世，留下的儿女亦已白发垂老，要靠孙辈们努力了。

2009年12月，同样在台湾寻找失踪革命者父亲下落的大陆人潘蓁，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名册上共612人，朱湛文的编号是77，而“朱湛文”和“朱谌之”字形相似。

2010年5月，寻访者们终于在富德公墓一处存放遗骨的角落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坛上的“谌”和“之”是连着写的，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神色凝重地走进机场的贵宾厅，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他小心呵护的是袋内朱枫烈士的骨灰坛。

“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刘添财说。在场的朱枫后人和民政机构官员、学者朋友，大家都站起来，悄无声息。

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时隔60年，潜伏者归来了。沉默者的荣耀，如今依旧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一默如雷。

（离萧天摘自《浙江日报》202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