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且仅有一块小小的稻田，比村里任何一家人的都要小。旱地倒要多些，原因不明。所以在这块稻田里做活儿是最新鲜的，和打理其他作物比起来，打理稻子也要娟秀些。我很喜欢那块稻田。

春雨过后，村子里雾蒙蒙的，层峦叠嶂都被笼罩在一层薄纱里，空气里有一股草地的味道，有一点儿涩涩的香味。阿妈要去插秧了。

稻田被犁过，泥土变得松软了，放上新的水，有一些水生的小绿叶已经按捺不住先冒了出来，水面上闪着波光，蜻蜓偶尔来点一下水，青蛙躲在田埂边咕咕叫，时不时能看到小蝌蚪成群结队地游过——稻田已经准备好迎接秧苗。

那一年，阿爸已经考上了民办教师，放假才能回家。阿妈又不喜欢请帮手，若是请了帮手，过后得把人情还回去，所以插秧时常要耗费一整天。

早晨天蒙蒙亮，阿妈就出门了。她先要去别人养苗的田里拔寄养的秧苗，再背去稻田里开始真正的插秧工作。

约莫八点半，我和阿姐生火把米煮上，然后把煮好的米捏成饭团，放在炭火上烤到表皮焦酥。我们带上饭团，去稻田里给阿妈帮忙。

插秧真的很累人，尤其很累大人，因为要一直弯着腰工作，所以阿妈时不时就得站起来捶捶腰。我个子很小，插秧不觉得累，可我的手太小了，插不稳，秧苗东倒西歪，不一会儿就漂了起来。阿姐气得一边骂我笨，一边跟在我后面，把我插的秧苗一棵棵扶正。阿妈说：“妹妹别干了，先去吃饭团吧！”

于是我走回田埂上，把手上的泥洗掉，准备先掰一小块饭团吃。蓦然，我看到自己的小腿上挂着两条水蛭。

它们正在吸我的血。

“阿妈，阿妈！”

“怎么了？”阿妈问。

“蚂蟥吸上来了。”

阿妈随手把手上的一把秧苗插在一边，向我走来。

“你等等，我去找你阿都借火柴。”阿都是一个称呼，代表“侄子”，实际此人已经四十岁。我家人辈分比较大。

阿妈拿着火柴回来，点着一根木棍再吹熄，用烫的木棍轻轻地烤水蛭的头。只见它急剧地扭动着身躯，阿妈瞅准时机，一下把它拔了下来。另一条也是如此。

“还好，没有钻进去。阿买（我姐的小名），你也别做了，上来吃饭团。”

母女三人席地而坐，一人掰了一小块饭团慢慢地吃着。远处是别人家请的帮工来插秧的笑闹声和歌声，他们用彝语唱着春天的歌：“水是银色的水，田里鸟又来了，它衔起银色带子，往天上织雨去了……”

稻子静悄悄地长大。等到捡菌子的季节过去，天边的云越来越红，就该割水稻了。

割稻子一般会选在全家人都有空的日子，因为需要在村完小（村完全小学）教书的阿爸和在镇上读书的小五叔一起回家踩打谷机。

那时候的打谷机不仅效率很低，用起来还十分费力。最要命的是它会让稻子四处飞溅——稻壳上的细针溅到身上，会让人疼痛不已、瘙痒难忍。

也就是打稻子的那一天，有一颗稻子飞进了我的耳朵。

可我丝毫没有察觉，我忙着在稻田里巡查，看有没有遗落的鹌鹑，得让它们全家搬走，否则会被镰刀误伤。

那颗掉进耳道里的稻子就这样慢慢地往下滑落，直到我觉得耳朵疼得不得了。某一天上课的时候，我感觉那只疼痛的耳朵突然一热，一股血水顺着耳朵流了下来。

老师联系了我阿爸，阿爸拉着我，去离家很远的一个镇上看耳朵。

那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医生，他头发很少，胡子却很多。在器械的帮助下，他从我的耳朵里取出了一颗黑色的稻子。“泡得都快发芽了，怎么搞的，现在才带来。耳膜看起来是受损了，我们这里补不了，县里也补不了，你要带娃娃去玉溪补。”

医生讲话又凶又快，我当时只听懂一点点。阿爸红着眼睛点点头，带我去领药。

从那家医院出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夕阳的余晖淡淡地洒在路两边的稻田上。大部分稻田已经割完稻子，只剩稻根和鹌鹑的巢，映着赤橙色的粼粼水光。

我们得先坐乡际班车回乡里，再从山上步行回村。六点多了，已经没有班车往回乡上的方向开，我和阿爸只能沿着公路边走边碰运气，看有没有私家车愿意载我们。

阿爸左手拿着买给姐姐的本子和他的斜挎包，右手牵着我。那天我穿了一双白色破边的毛线袜子和一双蓝色的塑料凉鞋，还有姜黄色的毛线裤。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阿爸问我：“妹妹，还能走不？”

“能走。”

“耳朵疼吗？”

“不疼。”

阿爸把本子和药塞进挎包里，腾出手俯身抱起我。

“阿爸，我不要抱，我还可以走一分钟。”

“哈哈，一分钟是多久？”

“阿姐说一分钟就是一个钟头。”

阿爸笑着拍拍我的背。这时候，我耳朵里黄色的药水流了出来，阿爸把我举起来放在路边的一截埂子上，赶忙扯过自己的衣服擦拭。

“疼不疼？”

“不疼。”

他蹲在我的面前，双手扶着我的膝盖，低着头，眼泪嗒嗒嗒地掉在我姜黄色的裤子上，晕开一个褐色的圆。

不一会儿，我的裤子就褐了一小块。

“阿爸，你不要哭呀，妹妹真的不疼，真的。”

阿爸始终没有抬起头，直到稻田里的余光渐渐退去，深林里开始传来“呱呱”的鸟叫声。

那天我们走了很久很久，直到晚上十点回到村里，也没有搭到车。

从那年开始，我再也没打过稻子。此后每一年里打稻子的那一天，我总是留在家里晒粪，或者剁猪草。

再后来，差不多到二〇〇三年，我们不再需要去粮站交粮食，街上的大米也变得很便宜，很多人家都不再种稻子了。

稻田终于完成了它的任务。

（刘 振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一书，刘 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