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国家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每年有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最多时超过800万人次。

作为纪念馆扩建工程的总设计师，每年国家公祭日前后，何镜堂都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浏览相关新闻：遇难同胞遗属为遇难者“描新”姓名，公祭广场上站满神情肃穆的民众，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

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他都会觉得自己完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的使命：“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它能承载记忆、传递情感。当民族感情在空间里自然涌动时，建筑的力量在那一刻彰显。”

让建筑成为铁证

2006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正在施工。日本右翼势力再次炒作南京大屠杀不实言论，试图歪曲历史，推卸战争罪责。消息传来，何镜堂顿感肩头的担子更为沉重——他要让建筑成为铁证，把这段苦难刻在大地上。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周都往返于广州与南京之间，设计工作也在他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核心遗址区，对原馆中的“万人坑”进行保护性设计，通过避光和防水处理，最大限度地保留遇难者骸骨的历史信息；在纪念馆的尾厅，设置“12秒装置”，每隔12秒，就有一颗“流星”从高空坠落，墙面上一盏内置遇难者照片的灯亮起又熄灭，对应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6周内，每12秒就有一名b92c7a26d55924330369d086a31fd2ee977e0282ed2297404266a523dc75745f同胞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在施工过程中，新的罪证再次出现。有一天，工人铺设管道时，挖出了19具遗骸，经技术部门鉴定，这些遗骸被确认为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何镜堂当即决定将其就地保护起来，并在正对着的场馆屋顶的位置开了一扇圆形天窗，让光线照到骸骨上。后来，他为这个区域命名：苍天有眼。

纪念馆的外围设计，则被他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西北角的胜利广场，区别于纪念馆斜线的设计，整体呈椭圆形态，寓意抗日战争胜利；广场上的胜利之墙，采用暗红色的锈蚀钢板，胜利之路由窄至宽、缓缓上升，寓意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纪念馆西侧的和平公园，水池幽静，绿树环绕，30米高的“和平女神”矗立其中，展现着和平的来之不易。

整个扩建工程耗费近10年时间，最终完成了“战争—杀戮—和平”的完整空间叙事。“我们要做的不是仇恨某个国家，而是要正视历史、铭记历史，在悼念和反思中，共同走向和平。”何镜堂说。

何镜堂生于1938年，他对抗日战争最深刻的印象停留在日本战败前夕。年少的他，看到街上的日本兵不再肆意横行，而是被押解着向前走。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正在大规模焚烧、爆破核心实验设施。他们焚毁了档案资料，并把其他重要资料和证据文件带回日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只有残损的烟囱与裸露的地基向世人控诉着日军的暴行。

2014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设计准备工作正式启动，何镜堂的团队承担设计任务。当时正值马航MH370航班失事，全世界都在关注黑匣子的去向，这条新闻给他带来了灵感。“东京大审判时，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没有被揭发，之后才慢慢被发现，这相当于用黑匣子还原飞机失事的过程。”

最终落成的场馆，像一个斜插进地面的黑色方体，大部分展陈空间沉入地下，消弭了建筑体量对遗址的压迫感。在场馆东侧的墙面上，何镜堂还设计了一道宽30～50厘米、从顶部延伸至地面的斜向裂缝，沿着裂缝朝外望去，可以看到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细菌实验室、监狱、办公楼等遗址，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

  建筑的价值不在赢得当下的掌声

1965年，何镜堂从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毕业。作为那个年代建筑系的研究生，他本该前途无量。然而命运弄人，他先被分配至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担任技术员，后被下放到农村。

1973年，他被调至北京与妻子团聚。到北京后，他在轻工部设计院工作，才算回到“建筑设计之路”。当时，他常为厂房设计开窗的位置，这与他的专业——公共建筑设计，相去甚远。

在北京的那几年，何镜堂经常骑车路过长安街，天安门的红墙总让他热血沸腾。

机会很快来了。1983年，华南工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力邀何镜堂回母校工作，何镜堂于是带着妻儿举家搬迁。之后就是一段事业发展的上升曲线：1983年，他用20天时间完成深圳科学馆设计方案并成功中标；1999年，他设计的海战博物馆获得广东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2007年，69岁的何镜堂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专门为中国馆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招标方案，几轮筛选后，何镜堂的“中国器”方案成为中国馆的建设主方案。

经过整合设计，中国馆采用斗拱形式、红色外观，为了在不同光照下都能闪耀中国红，设计团队用了7种深浅不一的红色面板，最终为世界呈上了一顶绚丽的“东方之冠”。

中国馆落成之前，中国大城市里的许多建筑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外国建筑界普遍认为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像可口可乐，太过大众化”。中国馆的亮相，迅速扭转了中国建筑师的形象和口碑，国际奖项也纷至沓来。

何镜堂的事迹开始被广泛报道。有人说他大器晚成，有人说他永不放弃，也有人说他是“三无（无文章、无作品、无奖项）”人员逆袭。对这些说法，他都泰然处之。“建筑的价值不在赢得当下的掌声，而在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我很幸运，做出的每个作品，都紧随国家发展历程和时代重大事件。”

根要扎在自己的土地上

2019年，何镜堂的一张照片在网络上刷屏。头发花白的他在高铁站的候车室用放倒的行李箱做画板，自己半蹲在地上，绘制建筑草图。如今，数年过去了，80多岁的何镜堂依然是建筑界的“拼命三郎”。

即便是现在，他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老师靠工作养生。”他的学生这样说。对何镜堂来说，坚守不只是因为热爱，更是因为通过一个个建筑项目，他可以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近年来，何镜堂经常鼓励学生在完成国内的学业后，多出国进修或是参观考察。“我几乎每年都找机会去国外交流学习，以增加我的知识储备。年轻人有机会应该到国外去看一看，多吸收、多创新，”何镜堂笑着说，“然后用个人所学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民族建筑的根要扎在自己的土地上。”

（妙 简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