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推门进入荒白教授的办公室，见教授正捧着一本书读。秦子悄悄走到教授跟前，看了一眼书的封面，说：“博尔赫斯，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和诗人！”

教授又翻了一页，问：“你读过他的哪部作品？”

“一部都没读过。拉丁美洲的事都发生在世界的另一端，离我太远了。我记得您是人类学家，怎么读起拉美文学了？”

“恰恰因为它离我遥远，我才要读。”教授把书放下，看着秦子，“人类学界有位前辈学者，叫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他写过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经典著作。”

“嗯，您上课时讲过。”

“这本书里描述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这是农民从朴素的生活经验出发，认为接下来会下雨，所以要提前做准备。还有一个是当婴儿啼哭不止时，老太太会用蓝青布包着咸菜擦孩子的牙龈，因为老太太认为这是孩子的牙根上生了‘假牙’，吃奶时会疼，擦擦就好了。费孝通先生对这两个现象的洞察十分深刻，在他看来，这是乡土环境中人们的认知习惯，即手段直接关联目的，而不必深究原理。”

秦子问：“农村老太太给孩子擦牙龈和您读拉美文学有什么关系？”

教授说：“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七八十年前写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受交通和物流所限，大多数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而在这种稳定的小环境中，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深刻且广泛适用的理论，只需要把手段和目的直接关联起来就足够应对生活了。看见蚂蚁搬家就开沟，看见孩子哭闹就擦牙龈，问题便解决了，至于蚂蚁搬家和天气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用咸菜擦一擦婴儿的牙龈能止哭，就没有必要较真儿了。不思考原理，就这么直接去做，这便是按照经验和直觉做事。”

秦子说：“经验和直觉哪里不好了？我不觉得这些传统做法有什么问题。”

“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某个小而稳定的环境中，那么靠各种经验也足够了，但经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适用范围小。换一个环境，蚂蚁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换一个时间，孩子就会因为别的问题而哭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消失了，人就会彷徨失措。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少的人甘愿守在一个小地方度过一生。在这种生活环境的剧变中，除了经验和直觉，人们还需要更加深刻的规律带来更具普适性的指导。但越深刻的规律，就越需要遥远的知识来孕育。”

“您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进化论，这是当今自然科学的骨架之一。当年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用5年时间游历世界，在见到全球各地无数稀奇古怪的生物后，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才渐渐成熟起来。因为观察到的现象越多，且现象之间的距离越遥远，其共性所体现的规律就越接近本质。而规律越接近本质，就越深刻且越具有普适性。”

“您举的这是自然科学的例子，可您读的拉美文学不算自然科学……”

“那我再举一个人文领域的例子。陈寅恪先生在没有学位和论文的情况下就被破格聘为清华大学的导师，足见学界对其渊博学识的仰慕，而他的渊博学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掌握知识的跨度上。陈先生游历欧美，学习过梵语、巴利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等，至于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现代语言更不在话下。一个人掌握古今十几门语言，就可在天南地北各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中闲庭信步。那些第一手材料，那些差异化叙事，那些彼此相距甚远的民族内部不加掩饰的‘私房话’，都被他一一审视。正是得益于如此渊博的学识，那些本质的、深刻的、跨民族的、跨文化的规律才会被他洞察和总结。”

秦子陷入了思考。

教授说：“回到我读拉美文学这个话题上。虽然你我不大可能思考出进化论那样伟大的理论，也没机会再现陈寅恪先生的渊博学识，但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更稳固、更深刻、更具普适性的规律去应对随时变化的境遇。那些离你的生活很近的书，它们所阐述的现象也离你很近，这样的信息难以把你从固有的经验和直觉中解放出来，反而会更多地将其强化。所以，不要只看那些和自己的专业直接相关的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精神上的软禁。在理想状态下，任何领域的书都可以看，要在规模化的阅读中追求知识的广博度，在无拘无束的涉猎中日积月累。这样一来，一个人才有机会结束经验和直觉对自身的软禁，走向深刻和无限。”

“听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读读博尔赫斯的书了。”

“光是读还不够，最理想的状态是和达尔文、陈寅恪那样的大师一样，精神和肉体都抵达远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很有价值。”

秦子说：“可是，教授，我想起之前有句诗是这么说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教授重新拿起博尔赫斯的书，说：“远，就够了。”

（楚 客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教授与年轻人》一书，本刊节选，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