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王维十五岁。

王家官品不高，未在两都任事，也就不曾被宫廷斗争波及——神龙政变以来，王维的父亲王处廉曾紧张地观望局势，并留过种种后手，但因其早逝，都成空谈。王处廉死后，妻子崔氏皈依佛门。作为山东士族的代表，博陵崔氏在高宗、武后执政期间达到家族仕途顶峰，族中崔玄暐、崔敦礼、崔湜等人都当过宰相，族人见识自然不用说——从科举所需的儒家经典、策论，到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王维无不精通，这恐怕和族中长辈的规划和督促不无关系。

王维现存的诗歌是弟弟王缙在他去世后收集整理的，其中有十首青少年时期的被专门标注了创作时的年龄，这种记录方式在同期诗人中非常少见（大多数诗人的少作都会因为缺乏传播而遗失）。很多学者认为，这些注释正可以说明王维曾是个以早慧出名的少年诗人，诗集中每一个创作年龄的标注，可能都是家族为宣传他少年天才而特地擦亮的勋章。

王维这样的才子很适合被王公贵族用来证明自己的风度与品位：年纪不大，诗文却已颇享名，兼之画、乐、书皆佳，更有一副极好的容貌，随便往哪个雅集酒宴中一坐，都是体面的炫耀品。同时，王维有世家大族应有的教养和眼力，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展露才艺，什么时候应该消隐声息，用今天的话说，情商也高。就这样，王维进入诸王的圈子。

在王维被举为京兆府解头的第二年，玄宗突然宣布“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随后重责了一批常与诸王往来的朝臣。因为不是官身，王维没有在第一轮敲打中受到牵连。第二年（721年），他进入太常寺任太乐丞，协助令官调合礼乐——王维的爷爷王胄当年曾在太常寺做协律郎，也算家学有承。

太乐丞的职责主要是调理乐器、考核乐师、选词入乐，大多是幕后工作。太乐丞很少在正式礼乐场合中露脸，跟朝政事务更是相距很远。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明显的安全声明：它体现了王维家族的礼乐传承，同时也证明王维与诸王的往来并不关乎政治野心，也不存在利益交换。

但王维还是没有逃脱这次皇权收束的余震。入仕几个月后，他就莫名其妙地因为“黄狮子舞”案坐罪，被外放到济州去做司仓参军，品级在从八品下阶。这一去就是四年，王维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泰山时方才蒙赦。

这四年恰是皇权达到顶点的四年，也是国家挣脱政变积衰、迅速走向盛世的四年。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一批贤相相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主张减少征兵开边，同时尽量降低赋税，让国家财政得以在一个低位平衡点休养生息。在几代贤相的经营下，大唐的民间经济很快恢复了元气，开元盛世渐见气象。

离开济州后，王维曾经在淇上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但没干多久就回到长安，等待补官。这段时间里，他在空虚中或隐居或壮游，也一直在为回归正途而努力，并结识了后来的贵人张九龄与朋友孟浩然。但是不久后，王维的妻子因病去世，他也因此再次隐居，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当了宰相，后推举他为右拾遗，才算正式回到朝堂。

这一年，王维已经三十六岁了。

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四年里，他幸运地赶上了盛世，却没能参与它的构建。这个在任何评判标准下都堪称时代翘楚的少年，就在俗吏杂务的搓磨之中半仕半隐，度过了他最该有作为的年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如杜甫般，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诗人们都对记忆里的开元盛世满心自豪，而在盛世中做过司仓参军、对稻米和粟米可能比大部分诗人都熟悉的王维却显然对此毫无眷恋。

杜甫出生晚，他看到的开元盛世是一个伟大而既定的成果，遂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歌颂前人的功绩，但王维不同——在他有能力和意愿去为这个正在回归秩序、走向荣光的时代奉献时，没有得到机会。少年捧着空花盆孤单地在春光里站了十四年，眼看着人间生机勃勃地复苏，却始终没能获得一颗种子。从始至终，热闹都是别人的，王维只有一张冷板凳，而终于轮到他被起用时，盛世的风向却已经悄悄变了。

玄宗心里一直有着开边的梦想。大唐边境本来也并不安生：契丹、奚族、突厥、回纥……渐次在试探和拉锯中擦出战争的火星，而随着边患渐起，日益增长的军备需求突破了强调安民减赋的贤相们的能力范围，财政的低位平衡就被打破了。

就在王维重新入朝这一年，善于聚敛的李林甫成为宰相之一。和张九龄相比，李林甫更懂得皇帝需要什么，并迅速证明了自己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于是回到朝堂的两年间，王维眼见提携自己的张九龄、济州时的老上级裴耀卿在与李林甫的交锋中纷纷落败，日渐被疏远，最终都被罢相。

同期，王维调任监察御史，出使凉州。出使后，王维没有立刻回长安复命，而是奏明皇帝留在了凉州，出任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的判官。这一年中，他看到了真实的边塞，也写了许多不错的边塞诗。但随着大唐和吐蕃关系日益紧张，皇帝很快调整了河西的布局思路，一年后，幕主崔希逸被调回长安，不久后去世。作为幕僚，王维也不得不随之回归长安，重新做了个闲官。

王维一直没被皇帝看作自己人。玄宗雅好音乐，据说他练习敲断的羯鼓槌就装满了四个大柜子，也颇能承袭旧谱，自制新声。他常召见有此类才华的大臣进宫同参同乐，可二十年前就以乐律精绝闻名于世的王维从未因此受诏——诸王失势后，王维极力掩盖自己的音乐才华。他只在松风山月下独自弹琴，沉默地看着盛唐这部大曲走过散序、中序，终于入破。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病逝，杨国忠接任宰相，开始与番将集团角力，最终催发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的反叛。

不到一个月，洛阳沦陷，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东都称帝。

六个月后，潼关失守，皇帝连夜带着少数亲信臣下悄悄从延秋门逃离了长安。消息传出后，城中大乱，再难出逃。时任给事中的王维就和大批官员一样，成了茫然无措的弃子。

被俘后，王维一边偷偷服用泻药，维持奄奄一息、不能任事的状态，一边请好友裴迪带着自己的《凝碧池》一诗向弟弟王缙求救，并托弟弟代为传达自己心念旧皇、不愿就降的立场，但这没能避免他被迫仕贼的命运：不升不降，仍是五品给事中——安禄山不是真的想用他，只是要用其名声为新朝廷背书。

王维的弟弟王缙倒是在“安史之乱”中幸运地得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些年来，王缙与王维的仕途都是不温不火，年逾五旬而官序五品，本都是中层致仕的命运。安禄山起兵后，时任武部员外郎的王缙受命辅佐府尹李光弼守城，也就没有在长安陷落时被俘。

玄宗千乘幸蜀，太子李亨则集结潼关一带残兵占据灵武，不久即位称肃宗，迅速开始筹谋反攻。这期间，李光弼和王缙依靠一支不足万人的杂牌军在太原城中坚守，把牢战略要冲，并最终利用安庆绪弑父的内乱出城掩击，取得完胜。之后，王缙出任从三品国子监祭酒，正式步入高级官员之列。

至德二载（757年），唐军收复两京。十月，太上皇还朝。被迫仕贼的官员也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集体向广平王（后来的代宗）请罪，次年被押回西京长安，王维也在此列。去大明宫拜见肃宗后，降臣们被收入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监狱，等待甄别和处理。

这里面，王维相对特殊：他和郑虔、张通被单独关押，三个人都以笔墨知名，宰相崔圆想请他们给自己的新居绘制壁画，从而顺水推舟地向肃宗说了情。同时，王缙上书皇帝，称愿意削减自己的官职代兄长赎罪。肃宗在灵武时读过《凝碧池》一诗，对“百官何日再朝天”一句深觉触动，于是没有深加追究。最终，王缙由从三品国子监祭酒降回四品，任蜀州刺史；王维则在乾元元年（758年）正月接到责授：官降一阶，任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

从世俗角度看，经历了这样的风波仍能波澜不惊地继续仕途，实在堪称时代幸运儿；但站在王维的立场上，我们更该体会到的是他的痛苦。

一个有天赋、肯承担，在世人的赞美中长成的少年，在堪任用也愿意作为的年龄走入了盛世的序幕。他带着家族的希望处处小心，事事计划，却不断地被时代洪流推远。少时预期不断地被打破与坍缩，无论在盛世还是危局，他总被虚化在时代的焦点之外。

晚年的王维最终没能走出“安史之乱”给他带来的心灵困境。在此后无数种写作场景里，他对自己发起了一场漫长而疯狂的苛难，甚至全盘否定自己。在十五篇晚年所作的文章中，王维不断痛陈自己的罪过。这类文章的代表，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一个春日上呈的《责躬荐弟表》。

在这篇奏表中，王维先是自责“久窃天官，每惭尸素”，继而痛悔“不能杀身，负国偷生”，最后从忠、政、义、才、德五个方面以弟弟王缙做比较，细细剖析自己如何卑下不及，恳请皇帝“尽削臣官，放归田里，赐弟散职，令在朝廷”。王维的自贬凌厉辛辣，毫不留情，句句直指自己最难堪之处，读来分外悲壮：他把所有罪恶揽于一身，以此托举起了干干净净、人生没有污点的弟弟，a1029fc58e8aa94ad7395776399df290希望弟弟能作为自己的替身，代自己实现那些久已被淹没在岁月中的抱负。

写完这篇文章不久，王缙除左散骑常侍，准备回京。王维向肃宗进上谢恩状，在这年七月平静地去世，后来葬在了辋川。

王维去世后第二年，代宗即位。代宗宽仁温和，爱好文学而崇信佛教，对王维的才华深深服膺。他特地命王缙编纂王维的诗文集。遗憾的是，王维没能活到代宗有资格用人的年纪。常有人设想王维青年时若遇到这位君主，我们看到的或许将是一段不同的故事，当然与此同时，人间也注定会失去一些绝好的诗歌。当然，在既定的这一重世界里，这些都只能是假设了。

不能否认，王维远比大多数诗人幸运：他有良好的家世门第，不必像李白那样要靠入赘、走弯路；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也就不须如少年李商隐般“佣书贩舂”，艰难度日；他受过完备的礼乐与艺术教育，能轻松融入任何层级的场合，不似孟浩然，一不小心就在言语间犯忌讳；他少年时恰逢朝廷重视科举取士，不像杜甫刚好赶上“野无遗贤”的噱头，要费尽心思献三大礼赋才能被皇帝看见；他更始终没有结过死敌，身处风波也有贵人相护，不像王昌龄无端受屈被杀，连自我剖白的机会都没有。在跌宕的时代里，王维经受的种种更近乎一种钝闷的磨损，它摆脱了剧情化的偶然性，也就跳出了历史周期率，更能真切地触探到一个静态的人的内核。

王维的可贵，正在于他在一个视野开阔、际遇浓缩的时代中，精准地承受了尺度极为合宜的痛。打开《王右丞集》时，我认为后人正应该报以这样的惶恐和感激——正是那般剧烈的时代与那般困闷的人生，才催生了这卷千古无二的好诗。

（定风波摘自岳麓书社《王维十五日谈》一书，本刊节选，肖文津图）